對于心态平和的觀衆來說，《雄獅少年》不僅在動畫電影的範圍内，在整個院線電影的範圍内，都是一部堪稱優秀的作品。
相比過于美式的《大聖歸來》和新海誠式戀愛腦的《大魚海棠》，以及主流商業奇幻要素大雜燴的各種神仙妖怪IP，《雄獅少年》非常紮實地講述了一個少年成長和中年覺醒相互交織的當代中國故事。
不過在主線情節之外，《雄獅少年》的背景設定卻更加值得玩味。畢竟，一位長者曾經說過，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曆史的行程。故事裡中年的頹廢和覺醒，少年的成長和磨煉，在展現個體的人性光輝的同時，更折射出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和精神面貌的變遷。
雖然說人生并沒有什麼意義但是愛情确實讓生活更加美麗 五條人，《阿珍愛上了阿強》
在電影裡舞獅大賽的海報上可以看到，故事的時間是2005年。影片裡也可以看到公用電話亭、翻蓋手機之類，時代細節的呈現都比較到位。
有意思的是，為什麼是2005年？一個熱血勵志故事，完全可以發生在任何時代；一個當代的熱血勵志故事，也完全可以發生在當下，或者不久前的21世紀10年代。
2005年卻是一個說近不近、說遠不遠的年份，在當時有着新世紀的朝氣，現在看來卻已經成了“美好舊時光”。這個時間點，對于當下動畫電影最主流的青少年用戶而言，是沒有親切感的過去；而對于影片想要打動的成年觀衆而言，也是一個模糊的曾經。
與這個時間設定相關的，還有影片中一些乍一看略顯矛盾的要素，這些要素會把我們關注的焦點引到中年賣鹹魚的阿強身上。
...阿強年輕時是村鎮裡舞獅最好的仔，結婚以後卻因為舞獅賺不到錢而被妻子阿珍（就是五條人的《阿珍愛上了阿強》的阿珍和阿強）禁止繼續舞獅，不得已放下了自己喜愛的事業，乖乖賣起了鹹魚，變成了一個養家糊口的頹廢中年，直到遇到想要學舞獅的主角才重新覺醒。
這個人物經曆的前提就是舞獅行當的沒落。
但主角一路遭遇的對手卻明明白白地顯示着舞獅這個行當并沒有那麼凄慘，不僅村鎮裡參加獅王争霸預選賽的隊伍有很多，而且省城廣州的職業舞獅隊更有着堪比專業運動員的場地、設施和科學訓練。顯然，舞獅不僅不是賺不到錢的行當，甚至可能還有不少後台金主。
...從阿強那個年代到和故事的時間點，兩代舞獅的處境在表面上的矛盾，隻有在曆史的行程中才能被恰當理解，而這個曆史的行程，就是20世紀最後二十年到21世紀初。
舞獅大賽的解說員介紹鹹魚強是一位四十五歲的高齡選手，也就是說，阿強生于1960年。
阿珍愛上了阿強是在阿強二十歲，也就是1980年。我們可以推測，兩人在80年代初結婚。婚後的最初幾年，阿強大概還是繼續舞獅。
...從計劃經濟時代到改革開放初期，舞獅應該是作為文藝事業被整合進公家體制的。
我們可以在當代80後東北作家的作品中看到，在舊體制下，一些工廠車間的普通工人，由于能唱會跳，有些特長，就成為了單位中的文藝骨幹；在所有人收入和生活相差不多的年代，文藝骨幹就是人群中的明星，受到衆人的贊賞和崇拜。
阿強年輕時在村裡的地位大概也是如此，阿珍嫁給阿強，就是嫁給了那個年代最出風頭的人。
但是在婚後不久，阿珍和阿強就面臨着改革開放初期的滾滾洪流。
打工或者下海，又或者做一些灰色生意，大都市遍地的機遇和财富吸引着城鄉中無數心思活絡的人。
與快速發展的各類生意相比，舞獅雖然在嶺南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會基礎，但收益卻弗如遠甚，這也是不難想象的。
作為一種重要的民間習俗，舞獅在各種節慶日子、紅白喜事、喬遷新居、店鋪開張的場合都不可或缺。但是也像很多民俗表演一樣，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不免淪為添彩助興的小節目，從業者隻能混口飯吃。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舞獅在80、90年代的處境并沒有淪落到像博物館裡的“死文物”那樣的衰敗，但确實已經遠遠落在方興未艾的市場經濟後面。
因此，熱衷于舞獅的阿強，後來就專心賣鹹魚，十幾年沒再碰過舞獅。但盡管如此，阿珍和阿強還是沒趕上80年代的大風口，輸在了時代的起跑線上。
廣交所官網上有一篇2019年的文章，一位廣東醒獅傳承人介紹醒獅文化的“傳承、傳播與創新實踐”。文中說，從事醒獅技藝的人并不是那麼多，原因之一是收入不高，生活不穩定；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得以解決，但早十幾年，或許仍然是個問題。
在影片中，阿強在2005年重拾舞獅之後，帶着徒弟去給人家的酒席表演，結果仍然隻能幹完活蹲在路邊吃盒飯，與省城的職業舞獅隊還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而在新世紀初的廣州，也許還包括其他的一線城市，在經曆過慷慨激昂的80年代和野蠻生長的90年代并完成了初步的原始積累之後，“複興傳統文化”的潮流逐漸興起。（也是在2005年，距離廣州兩千多公裡之外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正式成立。）
在這股潮流下，舞獅作為傳統文化迅速被吸納進地方政績和文化産業，由此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省城的職業舞獅隊看起來财力雄厚，為什麼舞獅大賽可以在廣州舉辦并獲得官方和傳媒的大力支持，為什麼舞獅大賽的“推廣大使”家境殷實、開着進口豪車。
2006年，《雄獅少年》故事之後的一年，廣東醒獅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
這就是生活，它活生生活生生地活成了哲學家 五條人，《活生生的生活》
從阿強到兩個阿娟再到職業舞獅隊，不同角色的舞獅反映出來的是時代變化和城鄉差異的複雜社會面相。這一脈絡所呈現的，不僅是某一種民俗或技藝的命運，我們可以在更宏觀的意義上說，這是傳統文化或者“禮樂”的生活方式整體的處境變化，并且事關中國人如何“過日子”和“做人”的問題。
這讓我們想起北大吳飛教授十多年前關于中國農村自殺問題的一系列深入的研究；“過日子”和“做人”也是這些著作中反複提及的關鍵詞。
吳飛的研究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拒絕套用主流的社會學和精神病學對自殺的解釋，而是在農村生活的細枝末節中理解這些自殺背後的觀念。其中，諸多個案分析中展現的家庭權力遊戲内圍繞道德資本的争奪和拉鋸，值得所有想要進入或者逃離家庭關系的人細品。
盡管吳飛研究的具體問題既不是廣東地區，也無關傳統節慶和舞獅習俗，但是正如他在小冊子《自殺作為中國問題》（吳飛，三聯書店，2007。）中所說：
“我們研究自殺問題，不是僅僅為了找出中國人自殺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釋，而是要以自殺問題作為一個入手點，從中國人的切實的生活體驗中，理解中國人的人生道理和苦惱，從而能夠從中國人的角度，重新理解人類社會中更加普遍的問題和痛苦，找到一種中國式的美好生活。”（吳飛，2007，頁15。）
自殺這樣一種極端行為，實際上是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中種種具體矛盾和問題的最劇烈、最集中的爆發，因此成為理解這些深層問題及其文化意義的具有典型性的入手點。
在同一本書裡，吳飛說：“中國文化中對生命的基本觀念是，沒有把它當做一個靜态的存在……對于中國人而言，生活必須在過日子的過程中進行，才能得到好的或不好的命。……‘做人’，是與過日子緊密相關，又有所不同的一個概念。人們除了在過日子的過程中應對變幻無常的命運之外，還要在這個過程中成就自己的氣節和生活境界。嚴格來說，命運永遠是人無法主動控制的，因此，過日子的好壞最終還是未必取決于人的選擇，但為人的高度卻更多取決于做人的境界。”（吳飛，2007，頁37-39。）
在《雄獅少年》的故事裡，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群在過日子中持續應對命運無常的人們，而他們寄托在舞獅上的那種勁頭，特别是阿娟的努力工作和最後一躍中的那種勁頭，也正是做人的境界的表現。
吳飛就農村自殺問題所做的田野研究和分析，呈現在《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吳飛，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一書中。
《浮生取義》的導言部分，除了介紹研究的對象和經典理論之外，也着重闡述了“過日子”和“做人”。其中探讨“人格”的一節提到，在農村觀念中，一個合格的、成熟的“人”，所謂的“全乎人”，就是“有健全美滿的家庭生活的人……連父母不全的人都不能算是‘全乎人’，一生沒有自己的家庭的人，自然就不被當做‘人’來看待”。但是，“年齡、家庭健全、外在地位等是相當外在的标準，往往不受人的主觀支配，但在這些條件之上，如何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受人尊重的人，就要取決于個人的努力了。……人格也并不隻是一個外在地位的觀念，而是對人的一種價值肯定。”（吳飛，2009，頁40-41。）
從“全乎人”的标準來看，沒有孩子的中年老玩鬧阿強和父母不在身邊的留守兒童阿娟，都是“人間失格”（做人不合格，或者沒資格做人），他們也确實總被周圍的人瞧不起。但是他們最終憑借自己的努力，不僅赢得了比賽，而且赢得了他人的尊重。
當陳家村的舞獅大哥向阿娟豎起大拇指的時候，當所有的舞獅隊伍都在為阿娟的最後一躍擊鼓的時候，重點其實并不在于阿娟是否戰勝對手，而是意味着他赢回了自己的人格。
不過也要注意到，阿強與阿娟沒能成為正常的“全乎人”，本身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後社會生活的劇烈變化。市場經濟的大潮讓阿強的文藝特長一下子變成了不務正業，房地産行業的快速發展帶來對建築民工的大量需求也讓阿娟成了留守兒童。
...可以說，“成家立業”的傳統價值取向和評價模式幾乎一以貫之，但是對具體成什麼家立什麼業的理解，以及成家立業的實現方式，卻已經随着時代有了巨大的不同。
我們現在也面臨着類似的處境，找個靠譜的工作可以說是絕大部分大學生的取向，但是對什麼工作靠譜的意識在最近十幾年也一直在改變；正如80、90年代人人羨慕“下海”，而10、20年代人人卻想“上岸”。
房地産行業帶給阿娟的命運不僅僅是父母離家，還有更為嚴峻的人生考驗。
在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建築民工都是一個高危行業。現在仍然可以找到2005年《中國青年報》的一篇新聞，文章說：“據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總局有關負責人透露，建築業發生的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僅次于交通、礦山，居第三位。”周星馳在2008年的電影《長江7号》中扮演的也是一個在建築工地意外死亡的農民工。
父親的意外受傷，讓阿娟成了家裡唯一有可能外出掙錢的人，因此阿娟不得不中斷學業，成為新一代農民工。
面對命運的挑戰，阿強說出了片中最有靈魂的一句話：“别認！”
在《浮生取義》中，吳飛從農村人對自殺行為的迷信解釋中看出了中國人對命運的一種态度：命運“并不是一個超驗的絕對力量……神秘力量的影響根本就不是一種無可改變的‘決定’，而隻是人力之外的外在幹預而已。”（吳飛，2009，頁125。）
而在對餘華《活着》的解讀中，吳飛說：“活着，即人與命運的鬥争，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制訂規則并在規則中生活，盡量減輕命運中的不确定性，另一個是涵養自己的性情，追逐盡可能好的命運。……除了制訂規則之外，人還要學會在生活中培養自己的内在品格。這種品格不會幫助人取消命運的不确定性，本身卻成為更加寶貴的财富。”（吳飛，2007，頁111-112。）
從一開始阿娟三人被揍之後還是要舞獅，到阿強被數落之後還是要教年輕人舞獅，再到舞獅大賽，整個故事的主角團一直都不認，都在與命運對抗。
如果說存在主義是以決絕的否定換來一種無所規定但又近乎虛無的自由，那麼“别認”的意蘊則更為複雜：不能全盤否定此前的“過日子”，相反，此前的“過日子”還會為此刻的“别認”提供基礎和力量，“别認”打破了桎梏，是為了讓此前的“過日子”能在此後更好、更充分地展開。“過日子”總是在适當的否定中逐步前進，而不是反複在原地推倒重來。
...在《海上鋼琴師》中，1900看到紐約的高樓大廈，隻會選擇退回自己的心靈堡壘；繼續過日子的阿娟，卻要迎接在廣州“石屎森林”的縫隙中升起的朝陽。
事實上，那些存在主義式的、總是在不斷否定的文藝青年，背後往往是以他人的默默付出為依靠，站着說話不腰疼；而那些看來唯唯諾諾、一事無成的中年人，卻往往“向命運的左右不自量力地還手，直至死方休”。
當然，傳統文化在市場經濟中以文化産業的方式複興，為阿強和阿娟的“别認”提供了一些外在條件。他們曾經因為市場經濟的曆史行程而失去的，終究還是要在市場經濟的曆史行程中重新掙回來。
人類最終還是厭倦了像猴子那樣咿咿呀呀亂喊亂叫 五條人，《世界的理想》
那些心懷一股“别認”的勁頭的人，在與命運的纏鬥中要“争口氣”。與“争氣”相關的心态，在吳飛的自殺研究中卻表現為“賭氣”。
“争氣”可以說是人格上的不服氣的積極方面，那麼“賭氣”恰恰是人格上的不服氣的消極方面。
吳飛反複強調，現代中國的家庭革命是非常徹底的，基本上廢除了傳統家庭的等級和禮教。
實際上這種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的革命在整個社會也很大程度地完成了。
在更為自由的現代生活中，人生變成了一個沒有明确導向的過程，這反而會讓人無所适從。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家庭革命對禮教的破壞本來是為了讓人們更自由地追求情感和人格的完善，但現代在那沒有禮教的家庭中情感和自由并不容易獲得。”（吳飛，2009，頁79。）
吳飛注意到，農村人對于自殺有一種說法是：“人們氣性太大了，所以那麼愛喝藥。”（吳飛，2009，頁55。）直到近期，我們在網上看到的很多喝藥事件，也還表現出“氣性大”的現象。
而且，“氣性大”現在幾乎遍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職場撕逼、開車路怒、社交網絡站隊互噴，再到家裡的吵吵鬧鬧，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氣性挺大。“主體的覺醒”并沒有在社會上造就更多理性的主體，倒是把大家都變成了氣性的主體。
這種氣性大的局面表明，傳統文化的複興，除了文化産業的外在經濟因素之外，還是存在着社會心理層面的内在需求。當傳統文化的觀念可以在心理層面發揮積極作用的時候，也許能給人們提供一個争氣而不是賭氣的理由，提供一個安頓内心的出路。
不過，文化産業的外在因素和安頓内心的内在因素并不總是和諧一緻地發揮作用，甚至還經常毫無關系。不僅是傳統文化，現在人們可以輕易地投靠一大堆意識形态，從星座血型到紫微鬥數，從環保動保到鍵盤拳師，從“時間的朋友”到“聽懂掌聲”……而這些總是生意的因素遠遠大于心靈的價值。
吳飛指出：“面對‘人們的氣性越來越大’和‘人際關系越來越複雜’這樣的狀況，我們已經無法訴諸三綱五常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也不能把人心的政治附加給警察和醫生……這樣一個人心大解放的局面不會在根本上改變人們過日子和做人的‘天理’，而隻是逼着每個人直接面對生活事實和命運本身，學會自己依靠良知、體會天理。”（吳飛，2007，頁60。）
因此，即便人們對傳統文化有着情感和道德層面的需求，即便文化産業可以大搞“國潮”，要真正把日子過好，還是考驗着每個人的心性。
正如舞獅大賽給了阿強和阿娟赢回人格和獎金的機會，但從根本上來說，阿強就是一個正直善良的中年人，阿娟就是一個努力學習、喜歡李白的正派青年（阿娟2005年18歲，生于1987年，其實已經不是少年了）。說到底，一個人的命運，自我奮鬥和曆史的行程本來就都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吳飛的《自殺與中國問題》與甘陽的《通三統》都屬于甘陽主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叢書。
在為叢書撰寫的前言《“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緣起》中，甘陽說：“近百年來我們過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納入這樣那樣的普遍性模式，實際忽視了中國文明的獨特性。同時，我們以過于急功近利的實用心态去了解學習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礙了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複雜性和多樣性。21世紀的中國人應該已經有條件以更為從容不迫的心态，更為雍容大氣的胸襟去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我們相信，‘文化’這個概念正在重新成為中國人的基本關切。”（甘陽，《通三統》，三聯書店，2007，頁6-7。）
但是，時下從公共輿論到文藝作品，再到學術思想，乃至社交媒體，仍然頻頻受到各種政治正确或者政治不正确的意識形态的攪擾，看起來從容不迫和雍容大氣依然隻能是一種美好的期望。
不過，吳飛的研究還是為我們呈現出了“過日子”本身的韌性和力量。
在《浮生取義》和《自殺與美好生活》中，吳飛都提到了自己的姥姥。這也讓我想到了我的姥姥。
那些經曆過20世紀和21世紀諸多動蕩與苦難的老人，時時刻刻提醒着我們：好好過日子，才能穿越命運的“牛熊”。
我們相信，隻要鼓點還能在心中響起，我們就是廣東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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