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人生》是由意大利羅伯托·貝尼尼導演并主演的一部二戰時期的電影。“二戰”這個特定的背景對于整部影片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它意味着在影片前期出場的每一個人物及其人物性格刻畫、包括貫徹大半篇幅的愛情叙事以及每一個精密的細節描寫，最終都将落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導演以一種富于喜劇性的筆調，将一切殘忍的叙述一筆帶過，卻又在細節處盡力地表現殘忍。我想這種筆調相當好地契合了這部作品要表現的内容，所謂的一個偉大的人格為了保護孩子純淨的心靈，所表現出的僞裝在殘忍之上的樂觀與幽默。
影片的破題部分很長，有一半左右的叙事是在講述集中營之前圭多從鄉下來到城市的生活，以及他追求多拉的過程。電影的開頭在一片濃霧中引出旁白，抱着孩子的男人隐隐若現，很快又走入迷霧之中，這個鏡頭很像文學作品中的題記，埋下伏筆，粗略地點一下題，将我們觀衆的腦子攪得迷惑不清，隻好帶着這樣一個恍惚的印象去觀賞後面的内容。然後畫面一轉到鄉間的小路上，主人公行駛的車輛刹車失靈，帶來許多糗事，開篇充滿了生活的情調與一種活潑的快樂，而這種氛圍也很好地将人們帶進圭多的性格與行事作風之中。圭多此時便已經展現了他自帶的無厘頭的搞怪天賦，後面的情節，就是他遇到多拉，來到城市投奔叔叔，在此間的種種生活場景。那是意大利的1939年。
破題的部分先是對于人物性格進行了大量的刻畫，甚至導演為了使這一點更加充足，讓破題部分占了影片整整一半的位置，圭多在追求多拉的時候，總是能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多拉創造奇迹，我們不難想象在後面的生活中，他也在源源不斷地為自己的妻兒帶來許多幽默而歡樂的小驚喜。因為他永遠懷抱着對生活的熱忱，不介意“失序”，即使事情脫離了正軌，他也能用自己的小花招來扭轉局面，這一點他與政務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多拉的選擇，也不難理解後面發生的一切了。而就在人們以為圭多過上幸福的三口生活的時候，正片部分才剛剛開始。其次前半段還埋下了許多細節，比如随處可見的希特勒手勢，以及他們到達叔叔的宅子時，一群剛剛毆打過叔叔的人從宅子中跑出，再比如視學官要前往學校進行宣讀的種族宣言，還有宴會上貴族們讨論的題目。層層的細節疊加在鏡頭之中，在圭多惹下一個又一個笑料并四處喜氣洋洋的時候，這些細節便宛如一根細針般出來輕輕地刺我們一瞬。那時觀衆已經意識到可能發生的事情，但仍然處在喜劇性的叙事氛圍裡，沒有想到後續的劇情會與他們彼時正在觀賞的内容如此截然不同。
正是前面的劇情對圭多人物性格的極盡鋪墊，我們才會如此相信他一定能做到為自己的孩子搭建烏托邦這件事，才會為他能在困境中笑着為孩子編織謊言的行為增添合理性。而到了情節的發展部分，我想這裡的分界線應該在他們一家三口從花圃中出來的鏡頭那裡，那時“猶太人與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已不再作為隐藏的細節，而是明目張膽地懸挂在最緊要的位置，讓喬舒亞伸出他稚嫩的手指去一個字一個字地指着朗讀了。距離圭多帶走多拉已經過去了5年，他們來到了1944年。
被抓入集中營以後，前面鋪墊的所有細節一一顯現，我們發現整個破題部分的存在就是為了後續的情節發展所用，電影中偶然發生的事件都被設置得極其精巧，前後各要素之間的邏輯關系經過了細緻的處理，使得巧合被證明為真實可信的。喬舒亞讨厭洗澡，這幫助他逃過了毒氣室；菲魯喬睡覺的時候告訴圭多的理論，使圭多在劇院成功地讓多拉回頭，并且在後來喬舒亞躲在櫃子裡的時候用這招成功“趕走”了那條大狗；醫生與圭多曾經一起破解的謎題使得醫生在集中營救了圭多一命。電影處處都有呼應，這讓我們相信所有巧合的事件得以真實地發生。
整部電影所傳遞的一種價值理念，經由人物刻畫與台詞所展現。影片中的圭多是滑稽的、幽默的，也是自尊的，他所體現出的人的自尊就像叔叔曾經在酒店說的：“學向日葵，向日葵向太陽鞠躬，鞠得太低的向日葵已經枯死。你是侍者，不是下人。上帝是第一位仆人。上帝為人服務，但上帝不是下人。”這也經由叔叔扶起那位德國女兵而顯現，在那一刻，最純粹的來自于人類之間的關心，使得不同種族不同地位之間的不平等的劃分顯得尤為可笑。
圭多僞裝成視學官去學校與多拉見面的時候，台上的教師請他宣讀種族主義的宣言，他摸着自己的耳朵，說自己的優越與此相關，因為他有飽滿的耳垂或者什麼其他的，這時台下的學生們趕緊摸起了自己的耳朵，生怕不夠飽滿的耳垂會使自己成為低劣的種族。這是導演送給種族主義者的一個尖刻的嘲諷，種族主義對于人類的劃分标準，正如耳垂是什麼形狀一樣荒誕。于是他借圭多的口說道：“看吧，臍帶打結得多巧妙，而且解不開，用牙咬也咬不開。種族主義科學家想解，純粹是妄想，這意大利肚臍屬于我們的種族。”
他無法再對着多拉說“早安，我的公主了。”然而他的兒子，還有那些戰争中活下來的人，會繼續将這句話中承載的愛傳遞下去。因為他的愛，幫助孩子和妻子撐到了黎明到來的時刻，那些挺過黎明的人和戰争中消逝的一切，将會成為世界上一個深刻的痕迹，嵌合在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