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文章的最初目标是想把《小媽媽》這部電影推介給更多觀衆（這位導演瑟琳·席安瑪的《燃燒女子的肖像》可能更為人熟知些）。第一次看完這部電影，本想告訴同看的戀人為什麼喜歡，沒料到話沒說出口卻先哭出來。
...如果定要簡而言之，我喜歡這部電影是因為它呈現了一種非常獨特的、令我耳目一新的母女關系叙事。為了說明這一點，文章前半部分我想先聊一下傳統的母女關系叙事是什麼樣的以及從何而來。如果你感興趣這部我稱之為“2021年最棒的發現”的電影，感謝你的耐心讀下去。
▲「 一“種”關于母女的故事」
因為想寫母女關系這個話題，我在豆瓣的一個相關電影的讨論下看到有人調侃地回複了“《鄭爽傳》”。大概是一年前的這個時候，谷雨發表了一篇2017年對鄭爽家庭采訪的文章，文章伴随着事件的發酵在手機屏幕間快速流轉。回讀這篇文章，覺得那位網友的調侃雖然冷酷，也不免其道理。
鄭爽與母親的故事，與其看作是一個個案，不如稱其為一“種”故事：母女之間排斥與依賴共存。這種母女故事的内核一遍遍被寫進文藝作品，演化成小說、電影、戲劇，根深蒂固直至成為一種關系類型。而這種母女故事的細枝末節，亦窺見于我們每次對自己擁有的不完美的母女關系的回望和反思之中，如影随形。
誰第一個講起這種故事已不得而知，但可以大緻确定的是，弗洛伊德和他的繼承人們讓這樣的故事大放異彩，讓古老的、幾近蒙塵的厄勒克拉特悲劇重煥生機。在古希臘神話中，厄勒克拉特與戀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構成對照，她親近父親、痛恨并最終殺死了通奸的母親。世界一度是精神分析理論的汪洋，而今日仍在這片海灘擱淺的我們持續喃喃低語着、分享着、流傳着這個愛恨交織的傳說：
母親通過照顧、掌控女兒獲得自尊；女兒用服從、步調一緻換取母愛。母女之間形成綁定，絕不允許第三方的介入。就鄭爽的案例而言，無論是學生時期與母親的親密無間，還是成年之後的勢不兩存，過分共生或過分分離隻是這種相互抑制的依賴關系的一體兩面。
然而，在這場硝煙未散的戰争中，父親的角色似乎總是無足輕重，他們若無其事地路過、觀望着糾纏扭打中的母女二人。
...母女的共生關系：電影《黑天鵝》中，母親與女兒是典型的母女共生關系案例。母親因懷孕生産而放棄了芭蕾舞事業，進而期待、強迫女兒與自己分享同一個夢想。女兒生活在母親的過度保護之下，服從母親以換取母愛，但如此而來抑制了個人人格的發展。
...母女的分離關系：電影《秋日奏鳴曲》中母親不具備愛的能力，僅關注自己而忽視年幼的女兒和家庭，導緻與女兒成年後情感的背離。母女關系的過分分離從某種程度上亦是共生，女兒終其一生也無法擺脫母親的陰影，并将這種情感模式通過代際繼續延續下去。
▲「 這“種”母女故事因何而起」
母親與孩子的親密關系在今天被描繪為最天然的、最天真的。我們被告知這樣的血脈連結來自造物主的神奇，奇迹般地創造了一種根植于女性身體的“母性”。我仍然記得當外婆講起她年齡最小的弟弟，因為家裡太窮便将他過繼給親戚撫養，還在上中學的我代入了那個被抛棄的孩子，内心燃起一股對曾祖母和對那個“道德敗壞”年代的憤怒。
現在看來，抛開曆史地代入自己的世界觀去理解事物，對過去的人實在太不公平，畢竟他們無法死而複生跳出來對我們的現今生活指手畫腳。在前工業時代，孩子在大家庭模式中時常被忽略，兒童被看作是“次等人類”，對窮人而言更是負擔。粗暴的手段誕生自嚴酷的環境，殺嬰、遺棄、漠視屢見不鮮。
然而，工業革命催生了更多勞動力需求，社會基本組成單位也逐漸由大家庭轉變為僅由父母和孩子構成的小家庭。女性作為生産能力較低的一方被要求進入家庭，承擔起生育和照顧下一代勞動力的責任，孩子也逐漸被視為珍貴的、需要悉心照料的弱勢群體。
因此，“母愛”可能并非亘古不變的神之恩賜，卻更像是一個在父權與資本主義共同催化下的産物，在18世紀開始的幾百年間從西方到東方快速流通。然後我們被反複告知“母愛”的神話，直至我們自己甘願在内心将其奉上神壇。精神分析理論中對母親與孩子的格外關注，也正是建立在“近代家庭”這一具有鮮明時代和社會形态烙印的模式之上。然而，這種有意識地理想化母親的形象、強調母親與孩子心連心的做法進一步孕育了上文所述的母女共生災難。
上野千鶴子諷刺地将日本近代傳統家庭機制總結為：“沒出息的父親”、“不滿的母親”、“不成器的兒子”和“不開心的女兒”。母親由于終其一生委身于家庭而不滿，女兒因預見自己隻能重蹈母親覆轍而不開心。後來，上野千鶴子又根據社會現狀将“不開心的女兒”替換成“自責的女兒”：因為當高等教育普及至女性，女兒一方面被期待像兒子一樣獲得成功，彌補母親的人生缺憾；另一方面，仍被要求結婚生子，否則便是對母親人生的否定。如不能将母親兩方面的願望同時實現，女兒将陷入“愧對母親的付出”的自責深淵。
...電影《伯德小姐》：為了擴展這次寫作的材料，滿懷期待地看了，但有點遺憾我不太喜歡這部電影。平凡叛逆的女兒和善良刻薄的母親之間的情感矛盾，仍需要一位最溫和、最理智的男性角色（父親）進行補充與調和，這種通過對比強調女性在情緒控制上的無能讓我不适，也讓我懷疑這部電影創作者們是否真正對傳統母女叙事進行反思。
...電影《客途秋恨》：是我反複觀看多次，每次重新回顧都會被感動的電影。影片中特别觸動我的一個細節是，女兒在母親的故鄉日本因語言不通鬧出烏龍而十分尴尬時，電影從女兒的視角回溯了母親當年在澳門局外人一般聽不懂漢語的場景。盡管這部電影在很多方面仍延續了傳統母女叙事，但是也同時展現出：人生體驗的共享讓共情成為可能，也讓一種關系的重建成為可能。
▲「《小媽媽》的啟示： 我們可否重建母女叙事？」
這個問題——“我們可否重建母女叙事？”，說實話，在看過《小媽媽》之前，我從未思考過這個問題。因為在日常或文藝表達中，無論是自覺地反思還是不自覺地重複，我們都很難跳出母女情仇共存的思維慣式，并習以為常地以天然待之。鄭爽的故事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從我們的期待中誕生的。我們太be ready去閱讀一個鄭爽這樣的故事（這樣戲劇化的，充滿強烈的、甚至毀滅性的情感沖突的母女故事），以至于我們想不出第二“種”母女間發生故事的可能性。
...《小媽媽》裡，故事以媽媽的不辭而别為引子展開。這種形式的離開在傳統母女故事中很容易便落入抛棄的、分離型母女關系的叙事窠臼；而在席安瑪的電影中，女兒在這段與真實的成人母親分别的時間裡遇到了和自己同齡的“小媽媽”。兩個女孩搭木房子、玩過家家、做可麗餅。她們以朋友的方式陪伴對方，在陪伴的過程中分享彼此的心結：奈莉困惑于外婆的死亡和母親的不辭而别；馬裡翁隐隐恐懼即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手術。
...導演别具匠心地選擇一對雙胞胎出演奈莉和馬利翁我想并不是僅僅出于血親關系的考量。相同的年齡和面孔下，奈莉和馬利翁互為彼此的“小媽媽”，又互為彼此的女兒。傳統母女叙事中，我們或是歌頌“母性”，或是摔碎“母性”；而在《小媽媽》中，“母性”——這個由父權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同構建的詞彙被徹底地、有選擇性地遺忘了。因悲傷而獨自離開的母親不會因為缺乏“母性”而被女兒譴責、被故事詛咒；相反地，女兒通過時空交疊在心靈上陪伴和支持了童年的母親，并在此過程中獲得了對愛與死亡更深刻的認知體驗。與圍繞“母性”和樹立母女對立的叙事相對照的，是模糊、轉換母女角色。畢竟除卻母女關系這一連接，我們仍可以通過共情抵達理解的彼岸。
每次回味“小媽媽”三個字我總是無法自制地被這個“小”字感動。用“小”字形容媽媽，是将母親解救于“母性”的宏大，用更為平等、人性的方式看待母女關系。而“小”字也是這種主流的、裹挾而來的傳統母女叙事外的一支小溪流，微弱但值得被關注。
我們往返于獨處與陪伴之間，如此這樣目光才能觸及自身的同時不遺忘他者。我相信這不是隻有母女才能做到，而是每個關切的生命實體所共同實踐的，或許這也正是我對于重建母女叙事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