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師醫學人類學課程影評作業
由于在觀影時實在未能形成統攝性的結構思路，本文将從Anna、Kate、Sara三個人物的經曆入手嘗試展開分析。
一、Anna：技術降生與身體自主權的争奪
影片以Anna對于自己“出生”的理解開頭，她說：“Most babies are coincidence, souls flying around, looking for bodies to live in, then down on Earth. Mom told me I am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and I come to this world because dad and mom love me so much. It was only later that I realize it wasn’t.” 她對于“出生于世”的想象是從美好的藍天或天堂（“blue sky” or “heaven”）降臨到人間的靈魂（soul），在母親的言說裡，她的誕生毫無疑問是父母“愛的結晶”，但她的生命體驗卻告訴她并非如此。在她的理解中，很多孩子的降生不過是偶然（“coincidence”），而自己的生産卻帶有特殊的目的（“for particular reason”）——她是經由試管嬰兒技術以“100%成功率”成功合成的designer baby，成為Kate的“perfect chromosomal match”，功能在于為患白血病的姐姐持續提供同一基因型的各類器官。
試管嬰兒技術在Anna降生中的作用是關鍵性的。事實上，這個孩子的出生并非完全出自其父母的主觀意願——在他們因為Kate日益惡化的病情而走投無路時，若非Kate長期以來的主治醫師Dr. Chance建議（suggest）Sara & Brian可以考慮嘗試生育一個與Kate同樣基因型的孩子，他們很可能不會産生這樣的想法，也就很可能不會有Anna的出生。值得注意的是，Dr. Chance雖然在提出“作為一種可能選擇的試管嬰兒”時表露出十分審慎的态度，同時坦承：“It’s not for everybody.”[1]，并且聲明以家屬意願為首——但他對于“作為一種技術的試管嬰兒”的成功率所作的承諾卻是自信而不容置疑的：他向Sara & Brian保證“100% match”。實際上，面臨着Kate危急的生命情況，擺在家屬面前可供考慮的選擇極其受限，他們往往不得不（have to）屈從于或是主動投靠（subject to）[2]醫生所代表的科學權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試管嬰兒技術作為Dr. Chance手中最具說服力的力量（power）引導着Sara & Brian的選擇——Anna的孕育與降生。不僅如此，這種技術上的成功還在同行之間不斷地得到自我确證，以加強“這麼做”的正當性：聽證會上被傳喚的衆醫生不多的共識之一便是：“Kate is a miracle”，而當問及Anna（為Kate所做出的一切捐獻）的意義？醫生們的回答是：“She got to save her sister’s life!”奇迹的源頭，或者說Anna的誕生又發自何處？答案不言自明。好一出對人為之奇迹的自我誇贊。
可以說Anna從一出生就失去了對于自己身體的自主權（autonomy）。她被Sara孕育出世的目的更多是作為Kate的器官庫儲備。在Anna的兒童期，Sara每次總會以“幫助姐姐”的名義利誘她（有時以帶她吃冰淇淋為由）進入手術室，盡管Anna在手術台上表現出了對于紮針等醫療行為（骨髓穿刺）的反抗，但她過于幼小的身體總能被作為執行者的醫生輕易控制住。在Kate的病情尚未惡化到需要取腎之前，Anna身上被取出的細胞與血液都是可以再生的。如果将可持續再生的身體器官作為一種可通過移植等方式達成流動的bio-capital加以考察，器官的再生也就擁有了價值（value），說Sara以親情的面紗對Anna行剝削之實并不為過：她以極低的成本[3]在Anna尚不具備獨立思考與行動的能力時占有了本不屬于Sara、卻本應專屬于Anna’s property的bio-capital——盡管是服務于救助Kate的目的。
矛盾的爆發是必然的，其中的關鍵在于對醫療監護權的争奪，Anna訴求的核心是要回對于自己身體的自主支配權（“rights to my own body...not want to have something cut out of me”）。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來自“身體應當是屬于自己可支配的财産”的資本主義社會文化預設；另一方面不可忽視的是：步入青春期的Anna受到同輩群體的影響，當周圍的夥伴談論着各自向往的生活方式，Anna也會憧憬着不受拘束地踢球、做啦啦隊長、乃至未來的懷孕、步入老年（從而活得長久）等生命曆程——毫無疑問，一個健康的、而不是殘缺的身體是Anna實現上述理想的自由生活狀态不可或缺的載體，因此她不想因為捐出一個腎而隻能在往後的生命裡過上小心翼翼的生活（”but I don’t want to be careful. Who wants to live like that ?”）。自己身體的被剝奪感的萌發使Anna求助于名律師Alexander，不過，他應允成為Anna的發聲者與法律代言人（legal agent）而鼎力相助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幸運——身患癫痫的Alexander深知無法獲得對于自己身體的控制（control over body）是怎樣的無助與痛苦——這是他們得以結盟的必然性共識。他們将據此發起一場鬥争。
二、Kate：明顯的病态與持續的反抗
Kate的白血病并非三個孩子中唯一的病态，但血液指标在量化标準下的測量異常使她從父母那裡“并不情願地”奪取了不少本該屬于Jesse的注意與關愛。相較而言，Jesse的閱讀障礙難以通過量化的方式展現，像單位血液中的白細胞含量那樣說服父母——Sara & Brian需要投入相當多的時間與腦力才能稍許理解兒子在面臨（被大衆認為是）簡單的閱讀任務時的困境，否則Jesse遭遇的disorder大概會造成有意作對等誤解……而對于Kate而言，白血病及其治療給她的身體帶來的變化十分明顯。在化療以後她不想起床，她認為自己：“I’m too sick. I’m too tired. I’m too ugly.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I’m beautiful because I’m not.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nobody’s staring at me. I’m a freak!” 失去頭發的面容是醜陋的，出門就意味着要面對他人對女性容貌評價的目光，又夾雜着術後的身心俱疲，構成了她自我認知的病态；初識Taylor時，當被問及“不在醫院時都做些什麼”，Kate的回答是：“隻是等着（身體出狀況）再回到醫院。”她的病态就這樣在持續的不安定感中被構建出來。
但Kate對此的反抗從未停止，對身體自主權的争奪便是她的主戰場。剛住院不久時，Kate并沒有很适應這個陌生的場域，面對查房老太的訓誡，她所做出的反應是和Anna一起頂嘴、并通過掉包惡搞尿樣，在驚詫的老太面前表演自己可以肆無忌憚地喝下、噴出自己的“尿液”來彰顯對于自己身體（及其延伸部分）的掌控權，從而嘗試奪回自己的身體在醫院中的主體性。另一次是在結識Taylor後的舞會之夜——這無疑是Kate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之一。雖然她仍需通過租借假發來向Taylor以及在場的衆人展示自己（認為）最美的身體，不過當她揭下假發，在醫院的病床上與Taylor坦誠相見時，她由衷地袒露道：“Glad I’m sick”。
對于死亡，Taylor和Kate的态度都坦然而不畏懼。對于Kate而言，治療已經算不上多大的痛苦，“Whole life is a pain”，她不想再痛苦地活着，隻想在這裡終結，“It just gets scarier from here on out”。否則，苟延殘喘地延續生命意味着她将會被執拗的母親堅持要求繼續痛苦的治療，像對待（屬于Sara的）實驗樣本一樣被切碎，直到隻剩下最後兩個細胞也不善罷甘休（“Mom’s gonna chop me and cut me till I’m a vegetable. Two cells in a petri dish that she shocks with an electric cord”），因此，直面死亡，而不是任由疾病蹂躏，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她對病态最後的反抗。由Jesse脫口而出的Kate的求死态度是推動法官判決的決定性因素，電影中的Kate也最終如願以償：她完成了前往海灘的遺願——這種享受生命直至最後一刻、安然赴死的價值觀（value）也得到了父親的支持[4]。在Anna對于Kate死亡的想象中，“She’s gone,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她重新回到了天上——那個她出生的地方，并且與人間相比要更加幸福（在Kate的認知中，她會在死後所去的地方與Taylor重逢）。Kate之死同樣也使Anna與自己和解，Anna一開始認為自己降生的意義是為了成為Kate’s genetic savior，但是和Kate一起經曆的人生告訴Anna：她的降生從不應被視為、或被認為for god’s/savior’s sake，拯救并不重要——事實上也是沒能且不可能實現的——真正重要的是她和姐姐共度的這段關系（relationship）。 “The point is, I had a sister. She was fantastic.”
三、Sara：守護的天使？監控的衛士？
Sara在全片中的關鍵動機圍繞着控制（control）展開，她将兩個女兒視作自己母體的延伸，竭力借助醫療技術與科學權威實現從“人”到“神”的不可能僭越——當然，悲劇性的結局最終仍需由具體的“人”來承擔。
Sara對于Anna的控制主要在于身體與器官的私有權歸屬（control over property of body and organ）。毫無疑問的是，她從Anna一出生就将小女兒的身體視作自己身體的延續，這樣才能肆無忌憚地控制、占有她身體中的各種器官。直到Anna以法律形式進行反抗，Sara仍認為Anna隻是個“想法五分鐘一變的兒童”，也就是說，她并不具備整全的、可以代表自己的獨立意識，從而也就不具備對于自己身體的控制權。然而，對于“兒童是否能夠對自己的身體擁有自決權？”以及“兒童何時能夠對自己的身體擁有自決權？”這兩個問題，即使在傳喚了衆醫生的法庭上，這些專業人士也對此争論不休（“But also said I was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fully and none of them would say at what age I’d be able to understand. All in all, they were like me , pretty confused.”）。但是，Sara顯然無視了這種争論産生的可能，壟斷了對于Anna的身體控制。
家庭相冊（剪貼立體書）中的溫馨場景貫穿全片——這是Kate最為看重的物品，臨終前她向Sara展示了自己對于母親的想象：“A guardian angel who watches over me every single day no matter how sick I am. I know I am never alone.” 對于這句評價其實可以有雙層解讀，更為符合影片情境的自然是：Kate在臨終前表達對母親無微不至之關懷以及始終不離不棄之照顧的感激之情，感謝母親的陪伴使自己不至于孤身一人去面對病痛——不過，考慮到Kate自知時日無多、接受死亡的心态與Sara始終堅持手術治療等行為，上述評價或許也可以被理解為：母親是一個日日夜夜監視着自己健康狀況的“守護天使”，無論我的病況多麼糟糕（無論我多麼不想再活在這個世界上），她（都不會考慮到我的想法，而是貫徹她自己的意志）都會堅持讓我治療。我知道（由于母親的管制）我永遠無法獨自走向死亡。
Sara對于Kate的控制主要在生命的存續與死亡（control over life and death）。她自始至終都堅持前者，并用盡一切辦法延續Kate的生命，為了實現這一點，她專斷了對于Kate生死延續的決定與話語權。事實上，她根本聽不進Kate的求死之心與相應的表達——盡管Brian & Jesse都表示Kate在病情急轉直下後實際上已經與Sara表露過好多次求死的意願；在收到法院的控告時，難以置信的Sara完全無視了一旁病床上想要對此解釋的Kate，而隻是匆忙掌掴同樣激動的Anna；在Kate化療住院後，她也并不十分關心Kate的閑聊内容，在Kate産生嘔吐時，作為母親的反應與關心也遠不如Taylor及時。事實上，她甚至并不承認死亡是生命的正常過程，也并不在乎自己的女兒真正想要怎樣的生命體驗（是痛苦地活着還是安心地死去）——她隻是一味地強調：“We are doing the operation.” 這種決絕的态度或許與她原先的律師職業有關：在和Kelly的對話中，她表示自己從不接受失敗，畢竟代理官司隻有輸赢之分，同理，在生和死的角逐中，她認定了前者，就絕不會認輸。
為了取得她對于死亡的勝利，她選擇了對于先進醫學技術的徹底信賴：在Dr. Chance提出試管嬰兒建議時，Brian仍有所顧慮，而Sara卻幾乎毫不猶豫地接受。她不甘于生命偶然性造成的生理缺陷，一旦發現重新設計生命的技術性可能，她必然會選擇嘗試——而這種跨越在傳統的西方認知裡往往被認為：隻有“神”才有資格、并且有能力去實現，Sara作為一個想要僭越生命有限性（不可避免的死亡）的“人”隻會落得一個被塑造出的、歇斯底裡的瘋女人形象（insane hysteric woman），并且在這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痛苦也終将由她這個具體的“人”來承受。看上去是作為“人”的Sara向擁有抗拒死亡能力之“神”的一場必然的僭越失敗，可事實果真如此簡單嗎？真正的幕後推手——那些研發技術、巧言令色勸服患者及其家屬進行醫療嘗試的醫生們卻顧左右而言他——在Anna的現場講述中，法庭上被傳喚的衆醫生紛紛表示：“Nothing was their fault and it was a complex problem.” 權力往往以不可見的面目隐于幕後。
和Sara鮮明對應的是Brian，父親從試管嬰兒決定的那一刻就已然預知了悲劇性的結果：“It was our fault. We can’t against nature and this was our comeuppance. ”當“人”試圖去超越自然，攫取設計生命的權力，從那一刻起，就決定了未來的報應。但他卻一直是軟弱的，在過去的十多年裡，他一直對于妻子的決定言聽計從，直到Kate臨死前想要去看沙灘，他才第一次勇敢地做出反抗。然而這實在來得太晚，曾經漫天飛揚的肥皂泡（Tiny bubbles）呼應了他對于一家人生活狀況本質的理解：“But beneath the exterior fine, there are cracks, resentments, alliances that threaten the very foundation of our lives as at any moment our whole world would come tumbling down.”
[1] 言下之意：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他們家這般的物質條件來嘗試試管嬰兒技術以救活自己的孩子，這其實暗含了健康的階級不平等，不過本片中其他相關材料較少，在此便不作展開
[2] 這的确也是他們做出的選擇，但Sara和Brian的态度卻十分不同，将在第三部分詳議
[3] 可能隻付出了撫養Anna日常生活的成本，但顯然要遠低于稀有器官可能達到的市場價格
[4] Sara & Brian的沖突會在第三部分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