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樣喜歡這部電影。
制作團隊隻有三個人。三個台灣人。他們在臉書上招募會寫詩的在台印尼人。找到兩個。在台念書的印尼男子，一個瘦瘦的，長發有波浪，把眼鏡取下、戴上，又摘下；眼裡總閃着理想主義光芒。一個胖一些，看起來年歲大一點，總是悠閑地抽煙，笑起來像喘不過氣。誇張地笑着抱怨自己隻剩最後一根煙，難道要找拍電影的人要。他們一直穿同一件格子襯衫，在台南公園裡走來走去，坐下又站起來。他們說，其實要感謝那麼多那麼多的在台印尼移工。正因為印尼政府送這些便宜的移工過來，所以他們可以拿獎學金念書。
台方數據顯示，目前在台移工約76萬人，其中印尼人28萬；家庭類雇主偏愛「印勞」，即做家庭看護；産業類則倚重「越勞」。這使人想起梁文道在《印尼Etc.：衆神遺落的珍珠》導讀引用一段中介中心對印傭的叙述：「……習慣了服從政策，服從政府、上司、長輩的安排；其次，在語言方面，印傭的英語會話平均來說不及菲傭，但學習廣東話的速度比菲傭快」。我看電影這天下午，一路從新加坡議會、最高法、國家美術館，及周邊嘈雜商場走來，擁擠馬路與市府建築間狹窄的人行道及綠化帶上，坐滿東南亞面孔的男女，他們野餐、唱歌、聽音樂。在映後談環節，主持人印證了我的猜想。他說，這個場地選得巧妙，大家看外面坐滿的，都是來新加坡的緬甸移工，他們就像電影裡一樣，休息時來這邊相聚；而放映電影的這一間廳，之前也舉辦過移工的詩歌比賽。
音樂、吉他、車聲、詩歌，都是這電影的主角。制作團隊請兩位印尼男子每周晚上來台南公園，分享他們寫的詩歌，以及與身邊的印尼移工有關的故事。對話由此流動開去，流到移工的生活、愛情、家庭、家人，以及遭受的剝削裡去。裡面的詩歌我都好喜歡，可是記得的字句太少，隻記得許多移工生活裡的字眼入詩，于是許多看似與「詩意」這回事隔得遠的字眼，卻恰恰構建出這些句子奇妙的煙火氣和一點幽默感，有時安靜，有時熱鬧，有時壓抑。我記得一首關于移工下工後騎機車到台南公園相聚的詩，裡面有一句「所有的故事蜂擁而至」，而畫面中正有機車的光影和聲響川流；還有一句「你坐過的位置，我一禮拜都不會擦」，則寫移工的愛情。眼鏡男說，所以理論上，機車可以一直騎，黑夜可以一直延續，不會結束。帽子男說，可是移工要回去上班啊，天亮了得回廠裡上班。我喜歡這電影之一正是在于，你看到理想主義，也看到現實長什麼樣子。
我記得一首關于一位23歲的印尼女生的詩。我還記得她叫Listi。她做家庭幫傭，照護患失智症的阿嬷。她最大的興趣是買晚餐時，到台南公園裡坐一坐，看一看其實每天也差不多的、不怎麼有趣的風景，并一邊看看手機監視器裡阿嬷的狀況。我記得那詩裡寫到便當盒裝滿茄子、豆腐、豬肉絲，寫到頭頂天空變化快如電視訊号，寫到她「隻是想守護一段距離」。
我記得一首中年女家政工寫的詩。她說她把錢寄回去，大家叫她們這樣子的人「外彙英雄」。可是怎麼就變成了英雄。她寫，他們不僅要我的手、要我的印尼盾，「還要我身體的曲線」。
兩位男子的狀況也值得玩味。他們從一開始不知道要幹嘛，戲谑說「成本好低的……這就是獨立電影啦」、「我們也是電影演員啦」，到漸漸進入狀況，充滿興味地念詩、講故事，還想象自己正在做一檔廣播節目，那節目隻有公園裡的人聽得到，因此如果有人聽到自己的故事被講述，也完全不用擔心。眼鏡男想法越來越多。帽子男則開始覺得累，他不知道這到底是在幹嘛，不知道還要拍多久，他就要回印尼去了。于是制作團隊也專門給他一幕，讓他大倒對這所謂「電影」的苦水。我可不可以把他們兩個的狀況理解得更遠一點：或許這也代表了，和議題并不直接有關的人，對議題将持的态度。終究不能僅靠理想主義延續。
于是電影也就結束在帽子男一路走出台南公園，回到高雄的住處，關上門之前對鏡頭揮手，大概是再見的意思。他住在高雄，每周搭車去台南拍電影。我想起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想起那本《移工怎麼都在直播》。但我帶着這許多「議題」看完電影之後，其實覺得即便移開所有政治的、社會的讨論，這部電影本身對生活，對聲音的捕捉，已經足夠好。
又及，
太喜歡電影裡的詩。我在映後談問，是否線上線下有出版詩歌的計劃？很想要知道在除看電影之外，還有否其他管道可以閱讀這些作品？導演說，确實有想過，看看未來會不會辦展覽，或是做跟電影相關的出版，那麼也許這些詩歌就可以被展出。其實還有很多詩歌沒有被放進來。
以及，學到taman，是公園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