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字面含義理解，“十誡”既可指佛家對沙彌（追尋正果，步向圓寂的和尚）提出的十條戒律，亦可指猶太教和基督教為信徒提出的的基本戒律，後者在《聖經》“出埃及記”篇出現過相關記載。這些規定性話語看似教條，實則均在追問生命的價值，并體現某種共同的經驗。
“追問價值”是波蘭導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聯篇電影《十誡》的母題。這裡所說的“價值”，也是人們畢生所尋求的答案，無論是“獨善其身”，還是“兼濟天下”，都是我們為自己生命交付的完整答卷。然而，答案獲取并非一蹴而就，人們總是在跌跌撞撞的旅途中眺望其若隐若現的身影。
一、面對死亡的勇氣
死亡是生命循環的必經階段。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十誡》中的《第一誡：唯孤真神》（後稱《第一誡》）與《第二誡：勿妄稱主名》（後稱《第二誡》）都探讨了關于“死亡”的話題，并從這一話題向外延伸至如何定義死亡、如何面對行将就木之人、如何看待告别等多重角度。
一直以來，死亡似乎飽受回避。人們懼怕死亡，将其稱為與“生”水火不容的對立面，認為自己還沒有品遍人間百味、玉盤珍馐……不可一世的秦帝嬴政也曾為“延壽”而奔走四方尋找靈丹妙藥，落得無功而返。事實上，在規避死亡的過程中，人們總是試圖得到權威話語的“認可”，這一點類似于《第二誡》中苦苦追問主任醫師的多蘿塔。主任醫師是醫學界公信力的象征，多蘿塔對主任醫師的“跟蹤”相當于人們對相對确定之說法的追求，她害怕失去安傑伊，對他糾纏不休，将畏懼展現得淋漓盡緻。
《第二誡》關于“死亡”的話題也是圍繞恐懼感展開的。對于多蘿塔來說，主任醫師難以定論的說辭令其如坐針氈，她站在辦公室門口抽煙、在家中折斷綠植、駕車跟蹤主任醫師等行為不僅是壓抑内心對其模棱兩可态度惱怒的體現，還昭示着其焦慮與恐懼并存的複雜心理。多蘿塔迷茫，神情怅然若失，基耶斯洛夫斯基同樣把類似的表情賦予了躺在病床上的安傑伊，讓終日“鎖”在閉塞、潮濕病房中的患者顯得更為被動。在這種環境中，多蘿塔和安傑伊共同等待審判的降臨，無論其正面或負面。
“被動”亦體現在安傑伊在病房中的消沉狀态。身為患者的他，隻能如“棄子”般躺在床上，試想侯孝賢導演電影《悲情城市》中的阿良一角色，“病人”、“瘋狂”、“迷茫”、“恐懼”等詞彙似乎都在兩者身上悉數應驗。新冠肺炎疫情着實給了我們類似的體驗，當我們面對醫院中那些神色呆滞的病患時，除了為其在病房中的護理、手續等事宜奔波外，還能做什麼呢？我等皆為凡人，并無比肩神明的能力。面對陌生病毒日複一日的折磨，患者/陪護每天睜開眼看到的皆是恒定的景象、耳邊的呻吟聲依舊此起彼伏，無論是何種療愈方案，都需要時間給與答案，對于死亡的恐懼便來源于這其間的未知。也正因為漫長的等待，多蘿塔才會“看着他，眼神裡帶着從痛苦和麻木”。
死亡也在教我們做好告别的準備。史蒂芬·喬布斯（Steven Jobs）曾在2005年斯坦福大學演講中說到，自己被診斷出胰腺癌的那天是距離死亡最近的一天，他需要遵照醫囑咐打點後事，和家人提前做告别。喬布斯坦言，告别意味着以壓縮時間的方式完成生前的事物，因此他“把每一天都當作生命最後一天過”。雖然疾病在術後痊愈，這次經曆卻教會了他不要受成規束縛，而要在屬于自己的時間中追求本心。
二、對待科技的理性态度
以色列作家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2023年春季Frontiers論壇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掌握人類文明的鑰匙。它在很多方面幫助我們解決危機，也可以加劇危機”。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第一誡》以一對“重度依賴”依賴計算機技術的父子做切入，既彰顯出現代科技強大的一面，也顯示出其充斥危機性的一面。
時下，人工智能語言模型ChatGPT通過自身的叠代發展日漸顯現出在搜集資料、組織語言、搭建框架等方面的強大優勢，面對人類提出的問題，它似乎“無所不知”，總能以幾近專業化的術語表達提問者所期待的大部分答案。對于ChatGPT所給予的回複，人們在贊歎其知識高度凝練的同時，還會感受到一絲恐懼。與前文所言死亡帶來的恐懼不同，ChatGPT展現出的問題與《終結者》系列電影極為類似。針對大部分常規問題，人工智能羅列的答案囊括多種學科知識，如影片中T-X、T-800、T-1000等殺戮機器模仿人類行為般輕車熟路。當我們看到計算機将答案漸次書寫在屏幕上時，内心的确會獲得一份奇妙的“快感”，那麼這份快意背後呢？是被先進技術掩蓋的恐慌。
回歸電影文本，作為孩童的帕維烏對周遭事物充滿好奇，尤其是父親的計算機。他熱衷于向父親提問，而後将這些問題的相關數據輸入到計算機中，等待其給出的回複，待到計算機回饋後，帕維烏感歎“不可思議”。試想，那屏幕前急切等待答案的“天真”面龐，不正代表着被人工智能“奴役”的我們嗎？也許有反駁之言，稱其每日接觸人工智能設備的時間相對較短且區間固定，但此技術之所以合理存在且持續更新，也是因其自身有千百種誘導人類的方式，無論碎片式還是沉浸式。基耶斯洛夫斯基通過影片提供給觀衆的是反觀科技進步的“窗口”，意在引導癡迷于科技“教條”的群體學會尋求人類的價值，更多地去開掘自身的潛能，即便它“更高、更快、更強”。
基耶斯洛夫斯基賦予自己“悲觀主義者”頭銜，卻額外在意“回家”這個概念。他在訪談錄中表示，歐洲人曆來重視家鄉，“回家是我們曆史、傳統、文化中的一種價值觀……各個時代的文學、戲劇和藝術常以《奧德賽》為主題将家構成一整套價值觀”。根據導演的講述，《十誡》誕生于混亂與無政府狀态下的波蘭，試圖解釋的是戒嚴期間政治不回答的問題，而這一切行動的根源都來自于國家“一切事情都不顧我們、超越我們地進行着”的現狀。國家發展尚且如此，科技又何嘗不是？這些看似宏大的詞彙，在時代的洪流中由戰争時期的命題化作某種抽象的概念，以一種普通人看不見、摸不到的形式悄然完善。即便這一切在銀幕上的書寫極為艱難，基耶斯洛夫斯基仍然相信艱苦的生活會博得海外市場的關注，因為觀衆的生活明确存在着多種不愉快之事，這就是《十誡》的“流量”。
“電影的亢奮性一如戰士的亢奮性，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磨難之上”。電影展現的苦悶生活增進了藝術對觀衆的親和力，它的精神内核就像我們亟需與科技保持的“社交距離”同樣精妙。
三、作者風格般的“類上帝”形象
“十誡”要求“除耶和華以外，不可敬其他神”，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誡》中，“審判”似乎無處不在。然而，面對灰暗世界，基耶斯洛夫斯基又留存自己的悲憫之心。在影片中的主角從事不法勾當或走向滅亡前，導演通常會讓一名“類上帝”般的角色出現在其面前，勸導或提醒切莫繼續向深淵滑落。該類形象有如希區柯克客串自己的電影，不經意地促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電影作者風格般的影像。
《第五誡之殺人短片》（後稱《短片》）就是一個範例。雅采克謀殺出租車司機前，一名測繪員模樣的人停在主角乘坐的出租車前，兩人相視一段時間後，測繪員模樣的男人對着車裡的男主微微搖頭，仿佛在告訴他“不要殺人”，而後便任由其走掉。之後，倒車鏡中雅采克的眼神似乎多了些許猶豫的意味，但當出租車司機也在倒車鏡中和藹地與他對視了一眼後，雅采克便将身體往駕駛室後的位置挪動了一截。這段鏡頭不僅交代了“類上帝”形象的再次現身，還頗為詳細地展現了雅采克複雜的内心活動。起初，面對“類上帝”的雅采克心存疑慮，在内心揣測測繪員模樣的男人；而後，雅采克的情緒宛若“冰火交融”，對自己接下來的行動搖擺不定；與司機對視後，雅采克露出猶如打量仇家（或無價值人）般的眼神，意志也随着拒絕眼神交流的動作變得更為堅毅。
從法律意義上講，雅采克的殺人行為并無具體動機；從倫理角度上看，雅采克是單純地想要打破“戒律”。因此，《短片》實實在在地被賦予了純粹的“短片”之義，即一部關于殺人的短片，而其背後的種種邏輯，均由導演悉數掩埋。雅采克從事謀殺是否合理？《短片》中報考律師的皮奧特同樣沒有給出解釋，而認為“每一次詢問所做是否合理，疑問也随之倍增”，有趣的是，這位在考場上反诘“威懾性刑罰”的人順利通過了考試并成為律師。這似乎真實應證了那句“規定是死，人是活”的俗語。
基耶斯洛夫斯基表示《十誡》誕生于不信任的環境，而這種環境在當今時代仍在延續。美國北肯特大學（Beykent University）學者巴裡斯·亞曆克斯·埃金西（Barış Tolga Ekinci）在其關于災難電影的文章中寫道，“國家之間的不信任加快了災難的誕生”，而這些由不信任産生的外交問題逐漸衍生出社交問題，從而湧現相關電影作品。至此，觀衆可以推測雅采克殺人的動機的确是出于對社會的不信任感，這也與他那如“反社會人格”般的眼神不謀而合。然而，這種不信任存在于電影中的方方面面，答應拉客的出租車司機私自跑掉、雅采克詢問照相館店主照片是否會因加工而遺失、吉蔔賽女郎在拉單無果後對雅采克惡言相向……《短片》的世界冷峻漠然，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極簡，甚至沒有具體的情感态度，人們猶如“機械”般活着。這也是雅采克感到殺人困難的主要原因，《短片》所傳達的仿佛是世界造成了雅采克的“毀滅”。
通過影像，基耶斯洛夫斯基啟示觀衆：無論人們在經曆/從事何種事件或行為，始終存在一種神秘化的力量介入日常生活。它涉及“十誡”所涵蓋的諸多層面，卻又難以窺見、辨别，隻有當我們在做出一些關鍵判斷時，它會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幹預人們的情感，并将故事的發展引向不同的結局。拒絕強迫，沒有說教，但難以規避。恰如俄國作家葉甫蓋尼·紮米亞京（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在《我們》（мы）一書末尾所寫，“刺痛自己是困難的，甚至是危險的。但對于那些活着的人來說，在今天像昨天一樣生活是更加困難的事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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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澎湃新聞-翻書黨,尤瓦爾·赫拉利.人工智能對我們的操控，可能比你想的更嚴重[N].責任編輯：顧明，2023.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