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觸這部劇之前，我也看過許多基于真實曆史發生的故事，改編成為電影也好、劇作也罷，在既定的曆史走向面前，拍攝者們無法改寫結局，于是他們大多緻力于把重點放在歌頌死亡——宏大的配樂、漫長的鏡頭、犧牲者極具沖擊感的死狀或意義明确的特寫，都好讓觀衆将畫面刻在腦裡，與這段曆史鍊接起來。創造作品的目的就這樣達成了，且屢試不爽。
而在如此大樣本的重死鋪墊下，算導卻将《反人類暴行》中的死亡表現得很輕，輕到有時候過了很久我才意識到，這個角色居然就這樣死去了，輕飄飄，像一片羽毛。

劇裡那個1940年的哈爾濱，死是什麼呢？
是防疫給水部門前由滿盈變空蕩的車廂；
是黑死病患口中的血沫和天理村沖天的火光；
是從舞台滾落到地闆上的一顆頭顱；
是被拖走的司機無用的求饒和一聲槍響；
是生吞下的刀片和雪原上的“蚊子血”；
是四方樓裡漸弱的歌聲和牆上的字迹；
是與日軍交鋒後散落的血肉和殘肢；
是沾血的相機和崩塌的冰冷湖面；
是身體臨終前的痛苦抽搐；
是斷氣也不會閉上的眼睛。
是佟長富，是陳汝平，是埋葬他們的萬人坑；
是每一頁移送名錄，和片尾數不盡的遇難者姓名。
在算導的鏡頭裡，死是迅疾，是泛泛，是不經意，是塵埃落定，是觀衆感受不到沖擊卻後知後覺的鈍痛。
死就發生在那個年代的反人類暴行之下，足夠平常，才給人當頭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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