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的小女孩回答道：“就是很普通啊。”鏡頭轉到宋康昊那張特征性極強的“大餅臉“上。側着面的他片刻後忽地轉向，直面鏡頭，雙眼微微發紅，噙着淚水——伴随着岩代太郎的配樂，影片在這一影視界聞名遐迩的鏡頭中落下了帷幕。
這是一部關于“失敗”的影片。影片圍繞着三十多年前發生在韓國京畿道的一起連環奸殺案的發生與偵查展開叙述。整部影片劇情緊湊，懸念叠出，無疑可将其歸于類型片的範疇。但正是因為它的“失敗”，它又越過了類型的藩籬，成為雅俗共賞，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新世紀韓國商業電影的扛鼎之作，同時也是導演奉俊昊的成名之作。
筆者不是影視專業人士，對于影片中展現的制作技巧難以展開描述和分析，因而就以最基本、最容易令讀者大衆接受的劇情叙述——即它的“失敗”——為切入點，簡單探讨這部披着類型片與商業片的外衣的影片背後的社會價值與藝術價值。且筆者個人認為，相比于“忠武路”的另一位注重制作技巧的名導樸贊郁，奉俊昊也的确更注重對劇情的打磨和細節的展現。
筆者之所以稱之為一部“失敗”的影片，在于它作為一部懸疑犯罪片的特殊性——影片中的連環奸殺案并沒有偵破。刑警失敗了，法醫失敗了，民衆失敗了，連觀衆也失敗了。這無疑是唏噓的，因為它沒有滿足一般人對犯罪理應得到懲罰的心理需求，超出了一般人對此的期待。但這一“失敗”是外在表現，深入探究“失敗”産生的原因，才得以理解影片所要傳達的内涵。
“警察破案，從一開始就是輸的。”《心理罪》中刑警邰偉對男主角方木如是說。這涉及到對待犯罪行為的三個階段要求——發生前預防，發生時制止，發生後及時、精準地處理、解決。明顯的是，回顧全片，這三個階段要求，無疑都沒有做到。
首先談談“發生前”的階段。如果一個社會貧富差距過大，階級矛盾嚴重，或者經濟環境惡劣，社會治安動蕩，抑或是特殊的政治、軍事原因，往往就容易滋生大量的犯罪。影片改編于1986年至1991年在韓國京畿道華城發生的連環奸殺案，因而背景并非原創。如果對韓國現代史稍作了解，我們就能夠注意到導演奉俊昊在影片細節上的用心之處。影片中，有這麼幾個片段——樸警官（宋康昊 飾）和他的跟班（金雷夏 飾）翻花繩的時候，聊到當時的韓國大學生結伴短期旅行，期間在房間裡進行群交：這無疑是“性”的肆意宣洩和倫理價值的危機；示威群衆對政府派來的裝甲車憤怒地投擲燃燒瓶，本在偵查奸殺案的警察還被派去鎮壓示威活動，對群衆，不分男女地暴力毆打；又一個雨夜降臨，兇手将再次行兇的條件已然具備，警局向軍方申請調動兩隊人馬來協助搜查，後者卻回應稱沒有人馬，因為他們都被派遣去鎮壓水原市的示威活動去了；而在最後的受害者，一個年僅13歲的女學生遭到兇手襲擊時，恰好常規的“民防演習”開始了，燈火受到管制，道路上空無一人，無疑給了兇手行兇的機會。——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借助曆史背景加以解讀。影片中案件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彼時的韓國處于依靠軍事政變上台的總統全鬥煥的軍事獨裁統治下。全鬥煥沿襲樸正熙的執政路線，政治上采取高壓和恐怖統治，經濟上大力開展工業化。一方面是政治高壓，一方面是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轉型，韓國社會矛盾重重，以大學生為首的示威活動此起彼伏。為了轉移群衆注意力，全鬥煥采取幕僚意見，适度放開色情業與娛樂業，使群衆沉溺于感官享樂上而不再過問現實政治，而快速工業化帶來的資本主義商品文化對傳統社會倫理價值體系的劇烈沖擊與之共同影響着彼時的韓國年輕一代，使其一方面對現實極為不滿和憤恨，一方面又在精神層面陷入了虛無主義境地。信仰崩塌，衆生萬象，年輕人自然容易退回到生理層級，即“性”上的宣洩。因而以此可以充分解讀前文提到的部分片段。此外，韓國素來有男性全體強制服兵役的制度，而他們退役後，由于學業與就業時間被切割，使得就業更為困難——這也可與影片中的“民防演習”和與之伴随的“燈火管制”的片段結合在一起解讀。因為這些細節的刻畫展現了韓國的特殊國情，即與北邊朝鮮的長期對峙，且80年代朝韓關系惡化，故有“強制服兵役”制度與定期的“民防演習”。正是因為這樣的曆史背景，提供了滋生犯罪的溫床。該階段的“失敗”因素就在于此。
其次，關于“發生中”的階段。因為該階段的可解讀範圍與“發生前”階段是基本重疊的，故筆者将着重講解“發生後”的階段。
最後，談談“發生後”的階段。如果錯過了“發生前”和“發生中”的階段，警方及時将真兇緝拿歸案，尚能夠避免更多的犯罪。然而，影片中諸多片段卻令人失望——樸警官與其跟班對嫌疑人肆意刑訊逼供，為了草草結案甚至制造僞證，跟班更是腳穿軍靴踩擊嫌疑人；在地方鄉鎮工作，職業素養低下且心胸狹隘的樸警官在辦案過程中對從首都漢城被派遣過來支援的、職業素質極高、注重冷靜地根據數據分析的徐警官（金相慶 飾）心生嫉妒，前期極不團結，要麼錯過機會，要麼拖緩時間；韓國刑偵技術落後，組織渙散難以有效提取毛發、精斑等關鍵線索，且好不容易提取到精斑卻又不具備DNA檢驗技術，要将樣本遠送美國進行檢驗，最後仍然不能證明最大的嫌疑人樸興圭（樸海日 飾）是兇手，因為該案存在多人模仿作案之疑。——這些片段無疑反映出彼時的韓國社會公共資源分配不均，行政組織渙散，客觀的刑偵技術又極為落後。這種種因素，共同釀成了“發生後”階段的失敗。
影片《殺人回憶》的導演奉俊昊畢業于韓國延世大學社會學專業，且他本人親身經曆了案件發生的那個時代，因而他能夠真實地還原時代特征，并目光銳利地揭露時代的罪惡，将其投放在影片核心理念的打造上。奉俊昊本人曾就該影片的理念設定說過“我想反映的，不單單是案件帶來的黑暗，更多的是想反映那個時代的黑暗”。正因如此，《殺人回憶》超越了類型片的藩籬。影片依托時代背景，體現出已經進入民主時代的韓國人對曆史的審思和批判，極具社會價值；而将時代的履痕嵌入到案件中，使其不同于傳統的懸疑犯罪類型的影片，又使其具有創新性，具有藝術價值。——黑暗的時代産生黑暗的謀殺，黑暗的謀殺又因黑暗的時代而無法得到遏制和懲罰，故筆者稱之為“一場時代的謀殺”。（作于2022.11.22，四刷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