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結底是對美國的愛國主義與媒介的反思——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愛國主義的媒介宣傳直接地等同于法西斯主義。影片中大量地展示了電視、報紙的媒體宣傳與酒吧青年對這些宣傳的探讨，其中體現的愛國主義媒介宣傳的典型特征在于，将“國”看做直接是一個整體、一個實體，一個有着自己的利益（這個利益天然地與民衆的利益保持一緻）、自己的目的和運動（一切國内的資源都應當天然地服從于這個運動）的東西，這樣把“國”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對象。“美國”的代表是電視機前露面的總統，媒體代表的是“國家的意志”（正是在這種媒介愛國主義的觀念總體中，國家才被認為自己的尊嚴和自己的意志）。這樣，國家似乎成為了一個不可反對的、全知的對象，有利于它的東西被認為光榮，不利于它的東西被認為邪惡和不端。
這正是這部電影對越戰的反思所在：隻要這種媒介宣傳、這種觀念總體仍然存在，美國的愛國主義就永遠等同于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或者說，正是和主角一樣看着電視、聽着廣播的酒吧青年的存在，支持着一個帝國主義的美國，就像絕望地盼望主人的德國人支持着納粹德國。這些民衆的存在，正是越戰得以持續的原因，也是任何一場美國發動的非正義戰争或任何一個反人權政策實行的原因。
正義的記者永遠存在，但這些記者卻與所謂愛國者的思想根本不在同一頻道上：二者持有對“真實”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少數戰地記者面對着戰争的真實，而大多數的所謂“愛國者”卻并不是不信任這個真實、而是根本拒絕這個真實，事實上是拒絕這個真實背後的“反愛國主義”、“反唯國家意志主義”的根本立場，他們生活在媒體構築的世界中，他們僅僅生活在這個世界裡，而将所謂“真實世界”的可能性拒之門外。
這部電影對這個主題的表達、它的叙事結構卻并不像所要表達的主題那樣深刻：一個主要問題在于全部配角的扁平化。酒吧青年的形象、戰地記者的形象都太過平面，都很顯然地為主題服務，沒有自己任何獨立性可言；更誇張的是士兵的形象：為了保證一個平民抵達最前線又安全返回，士兵承擔了過多的情節的功能性，以至于作為受愛國主義信仰鼓動參軍、卻在前線遭遇信仰崩塌的這個本可以承擔更多故事和精神内涵的身份，士兵顯得像一群白闆，僵化地扮演着“信任主角為中情局官員并幫助他”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