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哈西德社區的音樂文化是很有名的，劇裡最後一集讓我們管窺一二。在女主以斯帖唱畢舒伯特的《緻音樂》以後，評委要求以斯帖臨場發揮，再唱一首适合她女中音的歌曲。情急之下，以斯帖想到婚禮時用過的曲子：Mi bon siach（מי בן שיח）。全劇的沖突到這裡迎來高潮：在以斯帖在為自己的獨立和自由而唱的時候，她那正統而懦弱的丈夫從布魯克林千裡迢迢趕來柏林，終于找到了離家的妻子，聽到兩個人新婚夜裡一起聽過的音樂，感動地附和起來，竟猜不到曲終人散的結局。
歌名“Mi bon Siach”是希伯來語的轉寫，直譯為“who [is] the son of the conversation of...”，意為：懂得……語言的人，或理解……的人。這是一首很感人的曲子：
誰若聽懂荊棘裡的玫瑰的低語新娘的愛、情人的歡樂他會祝福那新郎，會祝福、會祝福會祝福那新娘
後面兩行的原文（的拉丁文轉寫）是：hu yivarech es hechasan v'es v'es v'es hakallah。注意到這裡三次“v'es v'es v'es”。es（את）是一個不可譯成中文的助詞，用于把主格轉換成賓格，強譯成英文可以是：blessing on the groom and on and on and on the bride。這三次重複是意味深長的。新郎會受到一次祝福，新娘受到三次。而在前兩句裡，chochim（荊棘）與dodim（情人）押韻，似乎也暗示婚姻的坎坷。
哈西德們會唱着這首歌迎接新娘走進婚禮的華蓋，但它是一首希伯來語歌。因此當以斯帖的朋友們聽完走出會場時說這是一首意第緒語歌曲的時候，他們犯了一個錯。更離譜的是，發表這個意見的人是現代希伯來語母語者、以色列人耶爾。的确，哈西德們使用的希伯來語是聖經和塔木德的希伯來語，而不是在19和20世紀複興的現代希伯來語，而且他們有着獨特的發音習慣，但這些都不足以讓耶爾把這首歌聽成意第緒語。劇裡這句台詞并不準确，盡管也許原著小說有不同的處理，畢竟其作者本人在哈西德中長大，分得清猶太口語和神聖的語言（意第緒語裡稱呼他們在宗教儀式中希伯來語為lashon kodesch，神聖的語言，而不是ivrit，世俗的以色列國使用的現代希伯來語）。
然而，這個評價雖然在事實上出了錯，卻很能呼應故事裡一個總是出現的主題。《離經叛道》根本上講的是哈西德社區内部的不和，但它也同時表現出了美國哈西德人與以色列人——全世界兩大猶太群體之間的誤解與矛盾。這個誤解如此深，使得哪怕以斯帖在講唱希伯來語，耶爾也認為她講的是别種語言。
這樣的矛盾從一開始就表現了出來。在第一集裡，以斯帖和朋友們開車去柏林郊外的萬湖遊泳——納粹曾在這裡召開了臭名昭著的萬湖會議，讨論“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路上以斯帖不滿耶爾開二戰和大屠殺的玩笑，說自己的祖父母的整個家庭都死在集中營裡，耶爾面無表情地回道：半個以色列都是這樣，“但我們忙着為當下打拼，沒空感傷曆史”。第二集，以斯帖在門後無意間聽到耶爾說哈西德婦女缺乏教育，隻是“生育機器”，沖進房間裡憤怒地否認，她們後來雖然在“猶太食物”上找到了共同語言，但耶爾的問題“你是逃出來的，對吧？”又讓以斯帖很不舒服，她回道，我又不是在坐牢；而在同一集裡另外一條故事線上，摩西帶雅各入住柏林的酒店，前台誤認他們為以色列人，摩西往地上啐了一口，罵道：“錫安主義者”（Zionim）。
錫安主義，或稱猶太複國主義，是在19世紀末由西奧多·赫賽（Theodor Herzl）掀起的政治運動，其目的是鼓勵猶太人遷往當時是英國托管地的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自己的國家。除了來自外部的反對以外——最猛烈地發難的自然是一直就住在那兒的阿拉伯人——錫安主義也受到猶太人内部的抨擊。譬如虔信的哈西德人堅持說隻有彌賽亞本尊才能帶領流散的猶太人回到錫安，由人自己建立的國家隻能是偶像崇拜。他們追随的是卡巴拉盧裡亞宗（Lurianic Kabbalah）的教導，留在四處的流散地舉起零星的火把，在異族當中靜靜地等待救世主的來臨。
堅決反對世俗以色列國的哈西德人占據了當今的猶太人大流散中的主流，他們大部分生活在紐約市裡（許多人聚居于布魯克林），占到全球猶太人人口的百分之十。這是一個團體意識非常強的族群，形成了封閉的社區，有自己的學校（yeshiva）、自己的語言（意第緒語）、自己的領袖（拉比）、自己的服飾（帶䍁子的披風、裘皮帽等等）。就在去年的九月，《紐約時報》發表了長篇的專題報道，揭示了這個封閉社區中的種種問題（譬如哈西德人不在學校中教授英語、數學等世俗科目）、會體罰學生等等。報道的标題是：哈西德主義飛地裡，失敗的私立學校侵吞巨額公款（In Hasidic Enclaves, Failing Private Schools Flush With Public Money）。
但這個社區也面臨着日益激化的分裂風險。說是分裂也許誇張了，但不停有回心轉意的哈西德人站出來指控自己的傳統，《離經叛道》的作者便是一例，而上面提到的《紐約時報》文章之所以能取得相當轟動的效果，其中一個原因是報道是用英語和意第緒語雙語寫成的，其行文透露出作者非常熟悉哈西德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地道語言。的确，哈西德社群是一個傳統主義的社群，在許多思想和習俗上非常深重地壓抑着女性，但和其他傳統的族群一樣，它也并不缺少持不同意見的人。
甚至猶太傳統本身便提供了反叛的資源。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雅各因床帷之事指責以斯帖，以斯帖拿《塔木德》反駁，引得丈夫勃然大怒，說女人沒有權利閱讀這樣崇高的文本。在出走前夜，以斯帖再次引用《塔木德》，用以堅定自己出走的決心：“如果不是我，那是誰？如果不是現在，那是何時？”這是一句奧巴馬和艾瑪·沃森都引過的名言。其最原始的版本略有差别，出自巴比倫時期的拉比希勒長老（Hillel the Elder），可見于《米西拿》“Pirkei Avot”一章：“誰不增長他的名聲就是在損毀他的名聲，不增進他的知識就是榨幹他的知識，誰不學《妥拉》就意味着死亡，誰賣弄學識就要殒命。”在這之後便是：“如果我不為了我，誰會為了我？如果我隻為了我，我是什麼？如果不是現在，那是何時？”
當然，猶太人的多樣性還體現在其他地方。另外一個希勒——當代著名作者與譯者Hillel Halkin（出生于1939年）在他的回憶錄A Complicated Jew裡寫到童年時期的一個想法：
确實，哪怕在紐約裡猶太人也可以反擊。難道我沒有聽說過一個地方叫自治市公園，那裡的猶太黑幫掃蕩了街道，痛打基督徒嗎？可以對我來說，自治市公園是一個神話裡的王國，那裡的黑幫就跟住在黑暗之山那一頭的十個失落的部落一樣遙遠。我無法想象自己搭上地鐵就能到公園裡去，就跟我無法想象自己跳上跨區捷運列車就能抵達桑巴提雍河的另一岸，穿過那緻命的洪流找到失蹤的部落一樣。”
《離經叛道》裡的摩西讓我紮紮實實地看到了對Halkin來說謎樣的黑惡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