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悖謬化的生存環境
卡夫卡生于1883年，他所處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方文化史上的轉型期，古希臘以來歐洲社會建立的秩序開始受到挑戰，随着時代的變遷，傳統的理性主義受到了質疑和批判。人們重新踏上了尋“根”的道路，為了探尋人類的根基問題，人們變得異常地焦慮。
這樣的一個社會危機日益加深、人的異化現象日益嚴重的時代，就是卡夫卡所處的時代。世界大戰、經濟危機、價值觀的崩潰、精神的匮乏等都使人感受到外部世界的不可把握和難以預知，人是如此地渺小，面對世界無能為力，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變得越來越厚。社會、文明、人性都極其複雜的這種大環境，也決定了卡夫卡的藝術創作須采用悖論和隐晦的方式去進行，他深深地體驗到人類生存的困境、社會的荒誕，隻能懷揣着渺茫悲怆的希望奔走在那個實則毫無希望的世界中，正如他筆下的那一個個主人公一樣。卡夫卡通過他的筆杆子，透過那一個個荒誕離奇的故事，通過各種手段、各種體裁來表述那種孤獨、焦慮和無奈，來表現人類社會所而臨的生存困境，揭示現代社會對人性的戕害。
尴尬的民族身份
卡夫卡的身份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他是居住在布拉格的猶太人。1883年，卡夫卡在捷克出生，當時的布拉格仍然是波希米亞哈布斯堡帝國的一部分。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一個來自外省、來自捷克農村的移民，本應是捷克人，但他在苦心經營事業的過程中意識到，隻有和那些富裕的、說德語的猶太精英站在一起，才能夠獲得社會對自己的尊重，他才可能擁有美好的前程，因為他們在當時布拉格的社會生活和商業中都占據着主導地位，所以，赫爾曼一心隻想跻身德國上流社會，給卡大卡，連同其它的五個孩子都起了德語名字，并且讓他們進入到德國人辦的學校裡受教育。
作為生活在此種大環境下的猶太人，卡夫卡的生活狀況是如此微妙，他始終努力在複雜交錯的網絡中尋求自己能好好生活的一個支點。卡夫卡生活在捷克人的群體當中，但他使用的卻是德語。“作為猶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為不入幫會的猶太人，他在猶太人當中不是自己人；作為說德語的人，他在捷克人當中不是自己人；作為波希米亞人，他也不完全屬于奧地利人；作為勞工工傷保險公司的職員，他不完全屬于資産階級；作為資産者的兒子，他又不完全屬于勞動者；但他也不是公務員，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個作家；而就作家來說，他也不是，因為他把經曆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他在家裡，他比陌生人還要陌生”。卡夫卡的身份是如此地尴尬，這對他的性格産生了的巨大影響。
父親的專制與暴力
卡夫卡的《緻父親的信》就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控訴，他在36歲即将去世時寫下的這封信，以一個成年人的身份，對父親的殘暴和專制進行了義正言辭的揭露和控訴。他在28歲時回憶道：“我何嘗不想聽他沒完沒了地講他年輕的時候，講他的父母，但是他以一種誇耀和争吵的語氣來叙述這些，可真讓人難受。”
父親赫爾曼，在卡夫卡眼裡，就是“權威”的代名詞，他就是“法律”，他總是站在制高點，對自己進行着一次又一次的審判，兒子與他相異的觀點和想法，在赫爾曼看來，都是不被允許存在的。處于當時社會大環境下的他，注重的也隻是“有效行動的價值”，他追求的隻有金錢和地位，而卡夫卡最為鐘愛的寫作，在父親那兒，也被視為如此地無足輕重，父親沒法理解兒子對寫作的熱忱，他對于讀書寫作沒有絲毫的興趣，還始終認為兒子的事業和工作終會受那該死的興趣的影響，阻礙卡夫卡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來說，卡夫卡和父親之間是根本沒有共用的語言的，父親将寫作看作是對他兒子的一種阻礙，這是卡夫卡永遠也沒法理解的事情，與父親之間的這道鴻溝是永遠也無法填滿的。他想擺脫以父親為象征的權勢結構的枷鎖，所以，他寫作。
母親的不理解
卡夫卡的母親尤麗葉·卡夫卡優雅而随和，卻常在卡夫卡試圖反抗父親的時候，将他起進父親所打造的樊籠裡，扮演着仿似獵人助手的角色。在專制的父親那裡，母親是個“不可或缺的人，所以，卡夫卡的教育基木上就托付給了家庭女教師和沒有感情的學校了。”——性愛覺醒的記憶與一個法國女教師和法國女人聯系在一起。再加上卡夫卡和家裡的妹妹們年齡差距太大，從小就很少和妹妹們一起玩耍，所以，卡夫卡在兒時很長的一段時間内都獨自生活，一個人同奶奶、保姆、不懷好意的廚師、滿臉不快的家庭女老師進行着較量。
卡夫卡始終認為，父母親所扮演的，始終是迫害者的形象，摧毀着他的生活。對于家庭生活，他無比地害怕：“我沒法和人們一起生活；我對我所有的親人們充滿憎恨，不是因為他們邪惡，也不是因為我覺得他們不好……而僅僅是因為我必須和他們生活在一起。這正是我不能忍受共同生活的理由……公允地說，我喜愛所有的人，但這種喜愛并不夠，考慮到身體的需要，與其住在那個夾在父母的卧室和客廳之裡的房間裡，我甯願生活在沙漠裡、森林裡、荒島上，那樣我反而會更快樂。”
愛情悲劇的催化作用
在愛情和婚姻上，卡夫卡更是孤獨的。妻子是除父母之外對人最為重要的親人了。在卡夫卡短暫的一生裡，與三位女性有過密切的交往，訂過三次婚，退了三次婚，但終身未娶，卡夫卡在《緻父親的信》中說到：“我精神上實際上沒有結婚的能力。這一點表現在：從我決心結婚的那一瞬間開始，我就再也無法入睡了，腦袋日夜熾熱，生活已不成其為生活，我絕望得東倒西歪。”
第一段關系中，菲利斯（Felice）隻希望找一個正常上下班的好丈夫，隻想過着平凡的日子，生兒育女，在丈夫的阿護下經營好自己的小家庭，把孩子撫養長人，所以，菲利斯隻是将卡夫卡當作一個保險公司的職員，覺得他隻是擁有寫作這一項摯愛的興趣愛好而已。
第二段關系中，密倫娜（Milena）同卡夫卡一樣也喜歡文學，所以，他能夠體會和理解卡夫卡的作家身份，能夠理解卡夫卡為何以作家自居，但是，她卻還是未能走出現實生活對人們的桎梏，卡夫卡在她看來，也終為一個凡人，一個常人，一個為了生活不得已才去上班，但卻喜愛寫作的作家。
第三段關系中，朵拉（Dora）陪伴了卡夫卡的最後兩年，她并不在乎卡夫卡的寫作，而更擔心卡夫卡的身體，她所期望的隻是卡夫卡能夠健康地活着，陪伴在她身邊。
就這樣，她們都是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局外者，沒法與卡夫卡的内心進行直接的談話。他沒有交談者，所以他甯願孤獨。正婚姻會構成打破他的孤獨和甯靜的枷鎖，卡夫卡才會矛盾地遊走在是否要結婚的邊緣，痛苦不堪。馬克斯·勃羅德（Max Brod）曾回憶：“對卡夫卡來說，光是藝術不足以建設真正的生活。但是藝術在這種建設中是不可或缺的，仿佛是開端，是最裡面的圈子，其健康與否與其他圈子休戚相關。人們應該從這裡來理解這種深刻的悲劇：周圍的情況妨礙他邁出這走向充實的，即他在宗教意義上正确生活的第一步，妨礙他完全說出他覺得自己有能力說出的祈禱。假如他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能，那麼後來他做某些别的事情也就會更圓滿成功。由于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強加于人、毫無樂趣的謀生職業的有害影響便漸漸達到了形而上學的深處。”
卡夫卡的一生就處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大至國家社會，小至家庭，他都毫無安全感和歸屬感，在親情和愛情中，他也感受不到一絲的溫暖，他隻能把自己囿于那個他為自己精心打造的地洞中，悲傷着，無奈着，掙紮着，堅守着自己最後的希望——寫作，因為，他沒有辦法，他已經沒有了出路。他筆下的衆多人物也同他一樣，都是拼命掙紮着的當局者，也是無可奈何地流着淚的孤獨者。
節選自：陳岑. 論卡夫卡的“悖謬”[D].海南大學,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