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選自卡爾維諾1961年訪談《1960年的意大利電影》（卡爾維諾訪談錄《我生于美洲》）
“難道您不認為，也可以說是由于小說的“冒險”，盡管是另一個方向并帶有若幹意識形态基礎，這些意識形态基礎喚起了偉大的存在主義流派而不是批判現實主義，而存在主義流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文化中表達了頹廢的先鋒文學重要作家的孤獨？”
近來創作活動（尤其是繪畫和叙事文學）所進行的工作中，最為嚴肅的部分就是對人與外部世界、與自己的表達、判斷和行動的可能性之間的關系的研究。通常這項研究得出的結果是否定的或令人不安的，被逼死或放棄的結局，但這個問題并不會因此而失掉重要性：也就是說，要從道德上和曆史上積極地進行任何行動，都隻能從這些基本驗證操作出發。因此，我們要向意大利的“年度大事”《煩悶》，莫拉維亞寫的最嚴肅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和安東尼奧尼的影片《奇遇》緻敬。
在主題上，《奇遇》有能力在人物（某些人物）海量的動作和沖動以及随意的、輕率的、矛盾的話語中選擇和實施連貫的行為（行為發生在一些富裕的閑散人員之中；但重要的是，即使脫離了這個環境，電影向每個人提出了自己的行為是否具有一緻性和意義的問題）。沒有表明或表露任何東西；沒有給觀衆任何幫助和滿足感；語言是赤裸裸的，沒有任何修飾；觀衆被迫努力做出通常在面對現實時才要（或者必須要）做出的判斷。劇本不一緻——有時似乎非常細膩，有時則很粗糙；并且這一點也不好，在這樣一部電影裡，想讓一切都由完美無瑕的經濟來支配。（《煩悶》的缺陷則相反：構建得如鐘表一樣精确，但是在限定其意義時過于武斷，還經常弄錯。）
《奇遇》的劇情開始于一個絕對不可或缺的事件——一個女孩的失蹤，并且指出所有人實際上如何漠視此事。由此引出一個愛情故事，并且指出這段愛情故事隻能盲目向前。主要人物有兩個：一個毫無意志力（為其背叛了言行而後悔）的男人，一個想有并且也可以有意志力、始終如一且朝氣蓬勃的女人，但她不斷陷入泥潭。這是一部悲觀的電影，它不想用糖衣炮彈來讓人接受這件不愉快的事，不想說教，不願像左翼天主教徒和激進分子那樣改革資産階級的習俗。
為什麼頹廢？這是一部極為嚴肅的、道德警鐘長鳴的電影，因為它是以人類現實為基礎的，因為它不是憑空捏造的，不是文學的。（法國電影《筋疲力盡》才是文學的，是憑空捏造的，所以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們說它是頹廢的。）社會背景方面，《奇遇》是無懈可擊的。影片裡還有南方，一個用來與優渥的地獄做對比的欠發達的地獄，這是迄今為止在銀幕上看到的最“真實”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南方，沒有絲毫民粹主義同謀的廢話。
“與《洛可兄弟》和《奇遇》相比，您認為費裡尼的宏偉巨制《甜蜜的生活》處在什麼位置？您認為這三種趨勢中的哪一個在今天意大利電影業中最為重要并且最具決定性？”
《甜蜜的生活》是意識形态電影的一個典範。在談論了許久的文學或電影中的意識形态之後，終于有了這部作品，整部影片分成若幹部分對意識形态進行讨論和肯定，對具有完美叙事功能的情節進行展開，這些情節（與《奇遇》正好相反）給觀衆帶來一種觀看完美、充實、在思想和圖像方面具有極大概念清晰度的作品的滿足感。
恰恰就在意大利，關于天主教意識形态争論的小說從來沒有普及，完美的意識形态電影來自天主教。但它是天主教的這件事很重要嗎？
我想說的是這并沒多大意義。一部完美的以意識形态為背景的叙事機器可以像一個純手工工藝品一樣建造出來，為不同的意識形态服務；這就是我并不認為意識形态批評就足以确定價值判斷的原因。
《甜蜜的生活》中，對于某些場景，我們必須頻頻緻敬：面對奇迹，用來呈現所有不同意識形态立場範圍的方式就是綜合概念的高超技巧、智慧和力量。但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反應在我們身上激發了抽象化的宗派關系，從而推動了知識分子的沖突：一個集所有善良與美德于一身（更多的是表現出令人無法忍受的虛情假意）的男人卻主張宗教信仰自由，不受神恩，所以……所以自然注定要殘殺兒子并且自己開槍爆頭！這樣一個沒有任何真理與情感的情節（這對導演和要為此負責的編劇們來說是一個污點）帶來一種非真效果，帶來一個以意識形态為骨架的電影的冰冷構建。
不管怎樣，本次采訪中提到的三部電影代表了當前三種表達方式的可能性：《洛可兄弟》是情感、激情、自然氛圍的強勁動力的方式，《甜蜜的生活》是符号——意識形态性質的喜劇的方式，《奇遇》探究人與人之間、行動之間、話語之間、事物之間的不太明顯的關系。剛剛談到“方式”，而不是意識形态，因為它不是必不可少的，這些影片其中之一是受到了帶有非合理化品位的意識形态的啟發，另一個是受到了合理化品位的天主教意識形态的啟發，第三個是受到了不可知論的啟發，這種不可知論明确表達了它對品位和思想的否定，隻有少數的肯定。三部電影采用的這三種方式可以是不同意識形态的戰場。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奇遇》的方式，然後是《甜蜜的生活》的，再然後是《洛可兄弟》的。作為各自方式範圍内的每部電影的價值，我對它們的排名可能會整個颠倒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