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覺醒年代》

——我看《覺醒年代》

我傾向于一種比較枯燥乏味的生活。近年朋友既少，圈子更無，甚至連電視電影也幾乎不看。看些手機微信，但近來也想戒掉。然而最近看電視，一是看電視劇《覺醒年代》，二是看世界杯。世界杯是競技運動，是一種人類的文明進化，人類作為大自然動物之一種，延續其原始骨血而沖殺戰鬥的熱情基因從戰場轉而為運動場的角逐，将世界目光濃縮于一個足球場上，讓22個人消化億萬人的好勝的激情，在對球技永無止境的精益求精的追求中無意謀得世界大面積之和平。對于運動場上的人，比賽的是體力和技能，但我是個足球盲，看球屬附庸潮流；而看電視劇《覺醒年代》，則有不一樣的收獲存焉。

《覺醒年代》是建黨一百周年的慶典作品，主旋律影視劇，想一下已經沒了好奇心。主旋律之為人不喜，在于一切都在框架之中。這跟政治立場無關，跟世界觀有關。我二十多歲看過不止一個版本的毛傳，羅斯特裡爾的看過兩遍。周傳也看過。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以塞亞伯林的卡爾馬克思傳也購買電子版看完。作為一個小人物，觀衆，卑微者，如果我來談自己的政治立場殊為可笑，但作為十億人之一的個體存在，也自然有自己一個看待事物的角度，而我對這個角度還很認真。小學初中被動接受主流價值觀而本能排斥，到九十年代，幾乎全盤倒向右傾的自由主義，對國内模式生出符合彼時潮流的不以為然。新世紀以來，經曆自我的矛盾沖突和思索，向閱讀和觀察中求真谛，明白了世界從來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從來沒有一個完美的政黨和體制。輕易否定哪一種都是偏見和狹隘。漸漸超越于左或者右，處一個江湖之遠的客觀。而主旋律的限制隻能規約于某一框架之内，勢必失去更開闊的诠釋空間，這是我也是大多數人不喜歡看當下影視的原因。但《覺醒年代》是戴了一個主旋律的殼，而表達對大境界的民族陷落危亡之際探路者的理解和緻敬，所緻敬的，并不局限于某一政黨或者主義的規約，而是一代大寫的人，一種軒昂的時代面貌，這是《覺醒年代》的不凡之處。

在這樣一個價值觀多元而意義消解的時代，這種影視劇的制作特别容易拍成生硬、造作而虛假的效果，而我推崇這部電視劇，在其藝術和思想上的雙重還原，合一重現，制作的精良，演繹的到位，甚至每一個鏡頭，每一個細節，都自有一種遠離當下時代人物精神氣象的到位把握。中國的讀書人，往往念叨曆史上的春秋，魏晉，民國，和八十年代。事實上這些時代都是多種價值觀并存且沖突而保持一種思想上的生機。有人說崖山之後再無中國，當陸秀夫背着年僅8歲的趙昺躍入滔滔海水，元朝，或者說蒙古人的鐵騎已經到達了中國的最南邊。所以我們現在的中國人身體裡到底有多少是純正的華夏人的血液，真不好說。純正的隻能是文化，而不是血液。綿延的也是文化。而文化也是不斷的交彙融合。曆史上的戰争，除了内戰之外，所有曆史上的大型的戰争，除了帶來一代代人的颠簸流離，生靈塗炭，從一個更廣闊的時空來說，也莫不促進了民族和文化的交彙融合。沒有鴉片戰争，就不會有晚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和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這麼一說，民粹者立馬就罵過來，以為是漢奸論調。而這種指摘的狹隘之處在于，事情一定非此即彼，而不是站在一個更開闊之地。百家諸子的軒昂，在于他們互相對抗之間有着一種共同的超拔之氣象，不猥瑣，不灰暗，不苟且。春秋、魏晉、民國都是戰亂頻仍，也都有生靈塗炭，但其精神之大在于對這種塗炭的悲憫和拯救之共同願望。晉朝其實是黑暗的，但《世說新語》之中留下來的竹林七賢諸等魏晉風度，表為狂放而實為真純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命追求。訴諸民國一代，學人也是革命家，革命家乃至軍事家們也無不有着深厚的學養和思想。具體到其間每一個人，都有一種超越小我的時代風貌。而《覺醒年代》恰恰反映出了這樣一種精神風貌。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钊，胡适，魯迅等……都是真實具體而有一個“大我”在，劇中人物既是飛揚的，也是自然的，既是革命的，也是人性而可感的。這就是這部電視劇的不凡之處。

就說胡适。我一直想寫一個文章，過去幾年了而沒有動筆，想寫屠格涅夫，蘇東坡，胡适，這三個人風馬牛不相及，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或者說處境，他們都不是性格昭彰亮烈者，也都不古怪，甚至在處世上都有一種古中國式的“中庸”的精神——中庸百年來被人們誤解了，以為是妥協，圓滑，世故之謂，孔夫子的中庸本義卻指不走極端，盡量在諸種局面之中選擇一種最合适也即最正确，或說最少負能量損耗的狀态。而屠格涅夫，蘇東坡，胡适，無不是在新舊之間，在不同的社會潮湧之間，成為一種矛盾的集合體。比如屠格涅夫，本身不如老托和老陀著名，也不如後兩者更個性分明，觀點明确，但他遭受了最多的诟病。他既反對守舊沙皇俄國政府的黑暗，又在激進的革命者身上看到力量的同時還看到暴力，看到對于傳統貴族文明之絕對的破壞。蘇東坡在王安石于宋神宗當政的改革中指出其冒進之弊，被貶官排擠，又在王安石下台後，舊黨盡廢新法時提出反對的意見，而遭到保守勢力的打壓。這兩個人因為秉持良心和真相的選擇而始終處于所謂明智者不會跌入的困境。胡适是一個歐化紳士，認同全部留學期間熏染的美國的政治文明，同時身上攜帶孔儒中正溫雅的君子之風，他一直不接受馬列學說，以為暴力，所以整個民國期間他選擇親蔣，但是大半生跟蔣的交涉，卻是私人間有信任，同時政治立場上一直保持獨立質疑和反對。胡适跟毛，跟同道的周作人，莫不如是。他跟魯迅政見不同，也遭到魯迅性格偏激之下的攻擊，但是在魯迅死後，蘇雪林将魯迅說得一無是處的時候，他說魯迅是我們的人。

所以在看待曆史人物的時候，腐儒的糊塗、鄉願的苟且或者民粹的狹隘都并不可取，而是超越于某一固定立場之上，去看一代人的精神風貌。胡适在《覺醒年代》中，跟陳獨秀、李大钊一直同仁共事，但也一直反對革命暴力而主張溫和的改良。他那種溫和而堅定的态度，從不輕易與人争端反目，主張對人的寬容仁厚，其本身的行迹也是寬仁的，但他持續反對暴力，以至于在日軍侵華初期成為最早的主和派而頗受後人诟病，而一旦國共合作聯合抗戰他立馬為之而違背不從政的決心，出使美國争取支持來為國家抗戰傾盡心力。那麼跟他持相反立場而漸行漸遠的陳獨秀李大钊等，也同樣是人格大寫的一代英傑與志士。這些人在國家生死危亡之秋無不抛棄個人私利，而義無反顧的去尋求在當時看來無多選擇下的唯一光明道路之主義和真理。其偉岸就在于此。陳獨秀是中共的創立者，1929年出圈，但他參加蘇聯托派也好，拒絕蔣氏擔任勞工部長和十萬大洋經費建立新黨的建議也好，後期謝絕毛在延安的邀請（有條件的邀請比如承認路線錯誤）也好，都是清醒而堅持了獨立立場，最後貧病交加中死去，這就是中共早期一代革命者。而《覺醒年代》就是把這一代人的這種精神和風範拍攝出來了。所以不管我們現在怎麼看這個國家，這個政府，是認同，肯定，還是有所腹诽，那早一代秉持最純粹的理想主義和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去為國家民族找出路的人的精神，卻毫無疑問永久站立在那裡。它展現了一個民族在新舊交替之際最豐贍的一代精神氣象，是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每逢危難而并未消亡的力量之來處，也是永不能忘而述之彌新的民族精神。而這種氣象離我們已如此久遠，是這部電視劇以建黨一百周年的名義用這種影視劇的方式予以展現和喚醒。這是我推崇這部劇的理由。

于2022年12月13日公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