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開始于重複旋轉的渦輪，漫無目的的飛機，一團迷糊的炮火，尖銳而規律的号角。橫亘歐洲的鐵幕在前，一切工業符号都有了足夠的理由出現，炮彈在号角聲中飛馳，燃燒，墜落，流彈入海，于是陡然切換到了有泳衣少女的海邊。她們沒有色彩，甚至可說沒有動作（每一個姿勢都伴随着微妙的吱呀聲，讓人聯想到捷克的木偶傳統），麻木而天真地坐在那裡，瑪麗二号吹響了一聲号角，說，ani na mi to jde（我才不在乎）,瑪麗一号接話，tak co nám jde（我們能做些什麼），瑪麗二号放下号角，nic nám nejde（我們什麼也做不了），一閃而過的高樓崩塌，瑪麗一号開始戴上她的花環，瑪麗二号則再也沒有拿起号角，商量變壞之後，以瑪麗二号給瑪麗一号的一巴掌為轉場，來到了有果子、有色彩的伊甸園。她們無姿态地起舞，像孩童一般，瑪麗二号咬了一口果子，第三個場景出現在她們的公寓裡。
...開頭是值得深思的。世界被劃分為兩大陣營所帶來的軍備競賽，工業大社會生産之下被異化的個人，斯大林專制主義被操縱的集體思想，制作者并未偏頗任何主義，而是站在人的境況當中，全盤凝視着周圍的所有，而不予以意見。置身在個人與宏大的反複之間（具體表現為毫無預備的轉場畫面），縱然維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是以女性視角看待，但我們更應關注的是全人類共同的情感，女性主義隻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她也在采訪中反複表示，她覺得自己不像女權主義者，在她的電影中尋找女權主義信息是最淺薄的解讀方式。重複旋轉的渦輪像一盤吸塵機，把所有自我都吸納進去，使我們成為每一顆無足輕重的螺絲釘，甚至生活也要伴随着号角進行，這和當今的996也有同工異曲之處，那如此這般的工作又是為了什麼呢？在高樓墜毀之前，我們顯然不能夠知道答案，因為一切對瑪麗而言都是虛無的（我才不在乎），直到大廈傾覆，危機才有迹可循。終于，脫節的人變成了具體的人（要變得越來越壞），她們忽然有了大膽放縱的力量（因欲念，從我們什麼也做不了到偷吃果子覺得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卻更加自然快樂了，這時世界方有色彩，即便從伊甸園墜落到公寓（人間）。這是瑪麗（女人們）欲念的具象化。不變的是依舊沒有人理解她們，如同沒有任何人能夠理解彼此一樣。回到之前的問題，如此這般的工作是為了什麼呢？瑪麗一号和瑪麗二号不工作，所以她們想方設法獲取食物。
瑪麗二号頻頻和年長的男人約會，她戴着瑪麗一号為她挑的絲巾，掩飾活潑的天性，裝作恬靜溫柔的樣子與男人談話，而後瑪麗一号現身，稱她是瑪麗二号的姐姐，肆無忌憚地點單，借此機會不顧形象地大吃大喝，而後再一齊送男人去火車站，揚長而去，進行下一個輪回。她們服裝一黑一白，長相成熟的瑪麗一号戴着花環，一席白裙，長相幼态的瑪麗二号環繞絲巾，一身黑裙，在此後的故事當中，她們頻繁變換服飾，但隻有花環和絲巾貫穿始終。就服裝、長相而言，瑪麗一号和瑪麗二号顯然是男人印象的一體兩面，制作者将其進行了錯位倒置，加劇了電影的荒誕感。由于男女關系的故事浮現，人們往往傾向于聯系父權社會下的女性處境，不過這似乎也是一種刻闆印象，并恰恰也是維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所嘲弄的符号标簽，是她電影最表層的部分。她以此為武器，嘲弄了觀看她電影并試圖從刻闆印象出發的所有解釋。盡管暗示着女性的自主思想，電影提出女性應該離開家庭和社會角色的約制，尋找自身在父權社會被弱化的獨立意志，但瑪麗們作為想象中的女性角色，她們的伊甸園中并無亞當，因此不存在作為男人肋骨而被創建出來的前提，故而也不依附于任何一個男人。盡管用着男人的錢财貪飨不已，但這隻是出于世俗的交易——男人欲念的具象化。比起劃分陣營，維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把男女雙方的印象都極緻标簽化，那些故事是如此真實又是如此不真實，仿佛流動的話語和口号，她要針對的隻有那個掌握話語權的人選。
...瑪麗一号也進行了約會。這次是在一個收集蝴蝶标本的男人公寓。他一再向她表白，她以蝴蝶标本為挾，反複脫離掌控，隻問身邊有沒有食物。蝴蝶标本、報紙上漂亮女性的圖片拼貼皆暗含男性對女性的情欲，女性應符合男性所渴望的模樣，即純潔的樣貌、處女、服從男性、漂亮的身材等。嗓音高亢，舉止幼稚，是男人們生活中“期待的”，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兩個女人的故意行為。而伊甸園的禁果、花等除了具象化為貪食之外，亦隐喻着女性對自我情欲的追求。同樣的，瑪麗二号在與老男人約會之時，老男人雖克制，但也在進食，男女的欲望本質上是一緻的，飲食男女，貪食色相。瑪麗一号用蝴蝶标本遮掩三點，男人低聲求她取走，正暗合這一點。而這一幕的精彩之處則在于模糊結局的後續，瑪麗一号與瑪麗二号繼續玩樂，聽着打來電話男人所說的情話，把挂在牆上的紙帶和香腸燒掉，一一剪掉烤好的香腸、雞蛋（男人的情欲象征）——她們都對男人沒有欲望。也許她們是愛着對方的。
...後來，瑪麗一号和瑪麗二号準備泡澡，“這就是我不明白的，為什麼會有人說我愛你，你明白嗎？”“為什麼你會這麼說而不是用雞蛋來替代呢？”，她們将雞蛋打碎，在浴缸裡倒滿牛奶，把報紙上剪下的男人紙像壓入牛奶當中，瑪麗一号看着沉下去的男人紙像，“就像是，有人不在了。”“你的意思是死了嗎？”，她們一邊泡澡一邊進食，同時對生與死、存在與不存在進行哲學思考。“是的，拿你舉例。”“我？他更喜歡你。”“現在我們坐在這裡，想象一下，這不是我們。這太愚蠢了。”“誰告訴你這是我們？誰告訴你，你真的存在呢？”“你。”“是的，這是真的。”再後來她們去了鄉下，農民沒有注意到瑪麗一号和瑪麗二号，一群騎自行車的工人從她們身邊同樣不在意地經過，瑪麗一号和瑪麗二号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已經消失了。不過她們去偷玉米并且搗亂至一地雞毛時，她們又确信了自己的存在。回到公寓，她們用被子卷起對方，用剪刀把彼此剪開，同時竊竊私語，“真高興我們回家了。”“去死，去死，去死。”“你在燃燒，我在燃燒，我們在燃燒。”“你覺得過得如何？”“不要這樣對待我，你知道我愛你。”“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我們會發生什麼事。”“我們缺乏任何證據。”“我們不要走更多的路了，好嗎？”，從而成就電影的另一幕波普平面主義高潮。
似有若無的話語邏輯，分解的肢體與紙片，極具視覺與話語的沖擊。作為讨論的命題，欲念和虛無都被明顯地提了出來。“愛（欲）”與“雞蛋”的價值觀沖突，“存在”與“虛無”的證明方法，最後，用棉被包裹自己，用剪刀撕碎彼此。為什麼要說我愛你而不是用雞蛋來替代呢？他們隻想消費她們罷了。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無一不愚嘲着表面之下虛僞，被濫用的自由話語，以及這個撒謊的世界。用天真的破壞欲來擊穿現實的邏輯話語，她們此刻猶如化身戰争，坦克碾碎引以為豪的人文主義，原子彈炸沉那些公共道德，不計其數的屍體走路，說話，隻有玫瑰會唱歌，但豔麗的玫瑰本真也是刺。她們打碎雞蛋進行沐浴，喝浴缸裡的牛奶，超出美味享受的範圍亦或者說是生理需求的界限（尤在下一幕體現最甚），食物成為堕落本源的象征，是七宗罪之一，是對權力與話語的渴望，是人心虛無的體現。在世俗的伊甸園故事當中，禁果是情欲的體現，愛是存在的證明，她們就深情而嚴肅地說，“你知道我愛你”，與前文“誰告訴你這是我們？誰告訴你，你真的存在呢？”“你。”“是的，這是真的。”相印證，很難不去猜測，這是為了對抗虛無而說出的借口，因前方農民與工人的漠視，她們除了撒落一地玉米穗，用客觀世界反證自身之外，隻能與同一維度的瑪麗相愛（沒有人關心她們，愛她們，證明其存在），又或許這是一對不為世俗所容的同性戀，在父權異性戀的世界裡掙紮，無論如何，“我們不要走更多的路了，好嗎？”，已然預示了一個終點，随後她們把彼此剪碎，在存在與虛無中來回翻覆，維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使用了大量彩色濾鏡、波普手法、蒙太奇手段，不乏讓呂克戈達爾的痕迹，但她在某種程度上的确在與她們共舞。被撕碎的不僅是自我，也是一切，國家，社會，被重新縫補的也是這些，極盡絢爛當中我們看見的卻隻有虛無，兩個少女仿佛伊甸園之果喂養而出的惡之花，在思想和行動上，惡劣地破壞一切看得見的規則遊戲，既包括她們自己和故事邏輯，也包括觀影者的思維。
...她們果然沒有走更多的路了，瑪麗一号和瑪麗二号乘坐機器來到一個奢華的大廳，當中有一大桌豐盛的食物，或許是某場共産主義領導高層行将舉行的聚會。她們用手嘗着不同的食物，不停更換座位以便得到美食，貪食在這一部分當中得到淋漓盡緻的體現，不僅如此，她們脫光衣服，無意識地肆意揮霍食物，用高跟鞋踩踏佳肴，踢飛盤子，将蛋糕當做雪球扔來扔去，鏡面視覺效果一度呈現出萬花筒的形态。當她們爬上吊燈蕩秋千之時，兩人掉入河中，接着電影出現了恍如審判者的字幕：這是她們唯一的結束方式，有任何方式可以拯救這些惡毒的行為嗎，瑪麗們回答我們快淹死了，我們在呼救，因為我們完全堕落了，我們再也不想堕落了，于是審判者說，我們會給她們第二次機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瑪麗們穿着用廢棄報紙做成的衣服将餐桌收拾幹淨。她們回到餐廳。把打破的碎片放在桌子上，把食物倒回盤子裡，說着我們要善良，我們要勤奮，那麼，一切都會幹淨而美麗。清理完成之後，她們躺在桌子中央，說着我們很高興。瑪麗二号讓瑪麗一号重複這句話，瑪麗一号問我們是否在僞裝。瑪麗二号說我們不是，随即吊燈落在了她們身上，電影切換到戰争鏡頭，上面出現電影聲明：“獻給那些精神生活一片混亂的人”。
這是無聊的、不被世界理解、和世界一起變壞的瑪麗們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情。她們果然沒有克制自己的欲念，盡情享用着大廳裡的一切，秉持着誰發現誰掌握誰進食的原則，與那些濫用霸權的人們不同的是，她們不加以遮掩，甚至破壞到底，娛樂到底。貪食症在現代社會被看作精神病征之一，在瑪麗們瘋狂不加節制進食的背後，反映的恰恰是精神世界的崩潰，她們的行徑看似沒有什麼意義，甚至滑稽可笑，但各種過火行為映射出内心的虛無；面對現實世界的混沌，這些荒誕大概是她們消除不安的鎮靜劑。自電影起始，她們幾次回歸伊甸園，再下沉到人間，而在這一幕過後落進水裡。伊甸園和水域總是交叉出現，從維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的天主教家庭背景出發，我們不妨把這幾次伊甸園看作地獄抑或天堂的層級，把水域理解為滅世紀的洪水，經曆一次次欲念“罪責”之後，被“上帝”問罪，因此瑪麗們不斷墜落，直至虛無主義的水域（内心的道德底層），她們才開始求饒和反思。這也暗合甚至反諷了捷克民族形象，“Pábitelé”式的言行舉止，這種天真的、甚至是愚蠢的幻想似乎又是一種高超的生存技巧。正是這樣一種生存姿态使得捷克民族得以在血雨腥風的曆史變遷中生存下來。因此，似乎很難去判定哪一種是好的，哪一種是壞的，沒有永恒的真理，隻有無所不在的悖論。她們穿着廢棄報紙拼接包裹的衣服回來打掃，正如瑪麗們曾遇見的清潔工一樣，與此前不同的是，如今她們沾滿了标簽，口号和他人的話語，不再是發誓所成為的自由的壞女人了，她們的願望（欲念）隻有好好工作，然後幸福。我們可以看到，大廳裡狼藉的場景漸漸幹淨而整潔起來，但破碎的盤子仍然無法複原，掉在地上的食物再也沒辦法進食，髒污的窗簾依舊髒污，被戰争破壞的家園亦複如是，維拉·希蒂洛娃（Věra Chytilová）用物質構建的客觀世界映射人們戰後創傷的心靈還是那麼空虛無措，像是用生命做出的一場達達主義實驗，盡管瑪麗們沒有溺斃在道德的彼岸，吊燈還是擊中了彼時淩駕于社會體制之上的她們，被世俗規範馴化的，最終也将為世俗規範所摧毀。瑪麗們僅僅隻代表女性嗎？僅僅隻代表個人嗎？我看不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