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前的碎碎念：
之前我突然意識到， 拉特一家還有本達（他夫人）的背景都有天主教色彩（他們隱喻了戰後掌權的老中央黨人（基民盟前身）和社民黨人），這些”正面角色“似乎是已經被預定了是不會犯錯的，不會參加大屠殺的，他們的特質已經被排除出去這些邪惡了，所以他們可以作爲主角。像是格裏安的侄子，還有威塞爾小哥，這種純潔的人和熱心尋求的人反而容易被納粹卷走，成爲戰爭犯。
一：天主教徒在德國政治與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關於天主教徒在反對納粹上臺、遭受納粹迫害、戰爭期間密謀反對納粹的歷史研究已經過多。白玫瑰集團（《希望與反抗》）、克萊稍集團、施陶芬貝格與刺殺希特勒、反對運輸猶太人與安樂死，庇護受迫害人士（《春天的十七個瞬間》），背後都有天主教會的參與。當新教徒集體走向投靠納粹時，天主教會維持了爲數不多的抵抗性，這和他們從一開始就在德國是二等公民的地位有關，早在俾斯麥時期，天主教會就被大規模迫害過。
...由於天主教勢力的相對清白，并在戰爭中扮演了抵抗納粹的角色，他們在戰後也得到了盟軍的信任。像阿登納這一批人就得到了重用。基於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基督教民主主義，也就成了戰後聯邦德國作為替代國家社會主義和蘇式方案的第三條道路，它也刪除了威瑪民主的那些不確定、混亂與中立性的因素，同時否定了君主制的可能，並建立了具有基督教價值觀導向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由此可見天主教思想對於當代德國的影響。順帶一提，西德的兩大經濟重鎮：萊茵蘭地區和巴伐利亞地區，都是天主教徒的聚居區。
...格裏安一家，來自科隆。科隆在中世紀時就已經是大主教選帝侯的領地，在德國政治中曾扮演重要作用，那裏有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到現在還是德國的地標之一。宗教改革之後，科隆地區是天主教和新教勢力反復爭奪的前綫，最後在三十年戰爭後形成的分佈是，現今的北威州還有整個萊普州都成了天主教的陣地。這要歸功於耶穌會的傳教以及天主教軍隊的成功抵抗。拿破侖時期，科隆主教領被世俗化，之後交給普魯士統治。鑒於天主教徒在普魯士擁有的特殊地位：波蘭人和萊茵地區都是天主教爲主，二者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
...小德意志建立後，俾斯麥將天主教視爲是羅馬這一外部勢力操縱德國内政的一根刺（結合教宗庇護九世加強教宗權力的歷史），對其百般打壓，也包括對南德的天主教巴伐利亞的打壓，同時排除天主教奧地利的影響（路德維希二世的歷史可供參考）。同時被打壓的還有第二國際與社民黨。但卻以失敗告終。天主教徒組建的中央黨和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民黨得以參加議會，并作爲僅次於新教容克貴族還有漢薩城市商業資本家的政治力量參與德國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二者帶來了翻身的機會，就和猶太人一樣，他們希望通過戰爭來證明自己對國家的忠誠，而非國家的敵人（長期以來他們一直被這樣懷疑）。在劇中，拉特兄弟都參加了戰爭，這也是整個故事的背景。
第一季從一開始也提到了拉特家和阿登納的聯係，阿登納作爲萊茵地區天主教精英，對普魯士德國又有何態度？俾斯麥針對天主教會的“文化鬥爭”給阿登納對普魯士國家帶來了非常負面的觀感，這使得他終身厭惡由普魯士支配的德國體制，他和自己的鄉裏們一樣，十分厭惡萊茵蘭天主教地區被并入普魯士（根據1815年維也納協定）。
在戰爭期間，阿登納擔任科隆市長，隨後任帝國議員。他以市民階級和天主教的倫理整頓了城市的混亂，并與社民黨合作，為西綫德軍提供了良好的後勤服務，同時也保障了市民的糧食供應，這使得科隆沒有像其他城市那樣在戰爭末期飢寒交迫。
...萊茵蘭地區從近代起就受法國影響巨大，法國大革命更是對此影響深遠。同屬拉丁天主教文化圈的科隆天主教徒在文化心理上更親近于法國（可以參考的是作爲世俗化猶太人的馬克思對於法國甚過對的親近感）。在戰後，阿登納建議肢解普魯士，萊茵蘭自治，並在萊茵蘭和法國建立經貿同盟。他和英法占領軍都保持了密切關係，是一個民族主義心理較弱，同時國際化眼光較多的人。這和天主教會的跨國性密不可分。
中央黨和社民黨的聯盟是魏瑪時期民主的支柱，二者合作支持民主則議會將確保無悠。合作破裂即意味著民主進入危機，二十年代末的情況正是如此。這也是整個劇集的大背景——民主秩序的危機與新秩序的重構。
...二：主角格裏安·拉特的天主教色彩
那麽，”科隆天主教徒"這一身份在整個故事中意味了什麽？這些背景因素對我們的主角——格裏安·拉特，有哪些影響呢？須知，儘管本劇對歷史做了非常現代化和世俗化的處理，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在納粹上臺前，德國仍然是一個宗教氛圍十分濃鬱的國家，其國民中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屬於天主教會或國家新教教會。直到現在，三分之二的德國人仍然有教會歸屬。這當然是因爲德國首先并未經過徹底的如法國那樣的世俗化革命，其次就是工業化也未能改變德國大部分地區是農業地區的現實。再次就是進入工廠的工人往往還保留了其信仰歸屬。這一局面要到二戰後才慢慢被打破。在二戰前，一個德國公民的宗教身份，對於他在求職、參軍、文化教養背景上都會有著巨大的影響。一個北德路德宗新教徒和一個巴伐利亞的天主教徒，在國家政治中受重視的比重絕不會一樣。這是因爲，在宗教改革後，新教教會就基本成了德國諸侯操縱的一個部門，喪失了其獨立性，並在拿破崙戰爭後成爲了君主政權操縱民衆精神生活的一個工具，參考馬克思、克爾凱郭爾與尼采的宗教批判，可以見得宗教在德語地區所扮演在政治、文化與教育領域所扮演的重大作用。在一戰前後的那段時間裏，新教教會流行的自由主義神學，其指向也是用於翼贊現代化與普魯士德國民族國家。新教神學家往往可以成爲皇帝和柏林大學的座上賓，相比之下，天主教神職人員一直受到排擠與監視（因爲他們和羅馬教廷的關係）。
關於格裏安，我們可以分爲幾個部分來講。
首先，格裏安，這一名字來自於羅馬帝國時期聖徒"科隆的格裏安"，他是羅馬帝國的一名軍人，因爲信仰基督而被斬首（對比主人公的命運？），在劇中被提到“像一個中世紀貴族”，言下之意是格裡安是一個與時代格格不入的人。他，來自於科隆天主教地區這一”外省“，與整個”巴比倫柏林“的氛圍，顯得格外的不相容。不僅僅是由於其文化保守主義的背景根源與狂熱放蕩混亂的二十年代之間的衝突，當然也還有他與整個普魯士德國現代國家及其目的（新教蛻化後的民族浪漫主義）之間的衝突。從劇中我們也可以看見，格裏安始終無法接受柏林的很多罪惡: 無底線的色情、暴力、吸毒、秘密政治、通靈儀式，他在無意識中維護的也正是自己從小就耳濡目染的天主教式的、人性的良心律。
...其次，格裏安在劇中最爲旁人詬病的一點就是：對政治不上心。這其實并非德國公務員的普遍特點。須知，普魯士公務員的倫理仍然是新教工作倫理，其指向也會是爲了國家政權而服務。格裏安甚至不屬於這個具有”工作美德“的辦公室官僚階層。他也不是軍校訓練出來的軍官。在普魯士國家，公務員和軍官是具有社會地位的，普通士兵卻無。他們在戰爭後就被抛棄在了底層。因此，格裏安和那個有著波蘭名字的吸毒退伍軍人（也有可能是天主教背景）一樣，都是接近底層的存在。 上文提到，普魯士國家的天主教徒，其身份認同一直是被壓抑甚至是被鎮壓的，他們從來就不屬於那個可以發號施令、制定意識形態的主流圈子。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麽拉特一家對於政治都出奇的冷感。像阿登納那種冷漠人，到死可能都沒有什麽強烈的情感的，就是天主教徒在普魯士國家的壓抑之下訓練出來的一種保護術。對於他們來説，張揚個性或者參與政治洪流，往往可能帶來災難。另一方面也是天主教徒一直以神職人員作爲他們的權威，從小不會培養什麽政治參與意識，這一前現代的意識一直保留到二戰以後。對於天主教徒來説，他們的政治生活基本就是就是給中央黨投票還有參加教會工會和青年組織婦女組織。中央黨的政策是由神父與主教們還有一些職業天主教政治家所敲定的，他們算不上像社民黨或者納粹黨那樣的”群衆政黨“。在天主教徒那裏，政治參與一直是相對被動的。好好工作被默認是獲得主流社會認可的一種方式。
...在劇中的一開始，格裡安在教堂祈禱，這已經可以表明作者對於其信徒身份的強調。但經過戰爭的摧殘與精神疾病之後，他幾乎喪失掉了作爲信徒的身份，渾渾噩噩更加成爲了他生命中的主導色彩。順便提一句，他和嫂子無法結婚也是因爲，對於天主教徒來説，婚姻是聖事，一次終身有效。在丈夫的死未能確認以前，寡婦再婚也是不可能的。我相信這樣的情況在一戰後德國相當普遍：大量的失蹤士兵造成的結果也是大量的未能確認其寡婦身份的妻子，她們也很難再婚，這是作爲一個社會疑難問題被提出的。
...對於天主教徒來説，土地，鄉土，家庭，家族，婚姻，教會，上帝，這幾種價值遠遠要高過：工作，國家，社會，民族，像《教父》這樣的電影可以給我們最直觀的描繪。對於格裏安來説，從科隆這一鄉土中抽離出來，來到一個他毫不熟悉的柏林，這一世俗化卻又充滿了權力意味的大都市，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對於許多天主教徒來説，來到一個缺乏家族土壤和教會土壤的異鄉是有風險的，這也往往會導緻其身份的失落。在當時的柏林，天主教徒就像流亡的白俄一樣，是一個亞文化群體。儘管他們已經被允許在這裏居住了有幾百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帝國和之前的普魯士國家，新教是國教，新教和皇帝政權的關係緊密，這是由法律所規定的。威瑪共和國成立以後，宗教自由，政教分離，原本屬於普魯士新教國家的柏林也開始允許了天主教因素的進入。一九二二年，在原本普魯士新教國家最高學府的柏林大學獲準設立了”天主教世界觀“教席，由慕尼黑出生的天主教人本主義神學家羅曼諾·瓜爾蒂尼執掌教鞭。當時年方二十的漢娜·阿倫特在聽過他的課程之後，對神學感了興趣，並在之後的博士論文中以<<奧古斯丁論愛的概念>>作爲題目。愛的共同體一直是阿倫特哲學思想中的一個主題，這也成爲了她用以對抗原子化個人所產生的極權主義的一個思想來源，從中可見，天主教思想如何與二十世紀德國政治相互影響。這是後話。
那麽，對於格裏安來説，哪裏可以找到一點點歸屬？首先就是柏林的天主教會。在那裏他發現了本達在演奏管風琴，但是本達是猶太人，并非天主教徒，他的妻子是天主教徒，因此他在政治生活的業餘時間也會來教堂工作。格裏安和本達，二者象徵了中央黨天主教徒和社民黨”工人、猶太人“這兩大陣營的聯盟。這三個群體，其特點都是：國際性和超民族性，這使得他們不爲新教的、民族主義的德國統治階層所接受。同時，在天主教文化教養裏，”溫和“”中庸“”不偏不倚“是一以貫之的，這一點也體現在了格裏安的性格那裏。他從本達一家裏發現的是：對於生活的虔敬、對於國家的忠誠而非狂熱、對於不同群體的尊重。這三點構成了二者產生親和性的基礎。
............請注意這一幕，格裏安特地來教堂做懺悔（告解），事由是和嫂子的“婚外情”關係，本來他無意開口，有意離開，神父卻告訴他“我的兒子，隻有這座屋子（教堂）對你一直敞開（意思是他在其他地方沒有傾訴的空間）”。他告明了這件事，並提及阿諾失蹤十一年的事。神父告訴他第九誡“不可奸淫”是基督徒倫理生活的核心，這是一個他要背負的十字架，意思是教會仍然不會認可他和黑爾加結婚，在阿諾的死得以確認以前。由於這一樁倫理衝突，格裏安與教會長期疏遠，未能在內心接納教會，也無法從外在獲得教會接納，這使得他轉向其他的救贖方式。
三：老拉特與國家天主教主義
話説回來，我們必須提及格裏安的父親，老拉特。他是科隆警局的領導，也是市長阿登納的親密合作者。在他那裏，體現了一種德國天主教徒發展其政治意識之後得出的方案：國家天主教主義，這一思想自從法國大革命被粉碎以後、反動主義和浪漫主義思想家德·邁斯特那裏就出現了，并在法國（法蘭西行動黨），西班牙（卡洛斯派與弗朗哥政權），意大利(拉特蘭條約是其結果)，葡萄牙(薩拉查政權)、奧地利與波蘭紮根。它們的特點無一例外是: 保留或復辟君主制、維護中世紀以來的社會結構、反對議會民主、平等主義等1789年後才出現的新思潮、維護教會權力。對於拉丁歐洲來説，這一思想顯得自然而然，但在德國卻從未實現過。在德國，中央黨長期屬於守勢，它的基本任務之一是為天主教徒爭取各項權益，也包括教會的權益，它的最大成果是1933年納粹政府與梵蒂岡簽署的<<德梵政教協定>>，從法律紙面上確立了天主教在德國的各種基本權利，納粹執政期間對它多有破壞，戰後的德國政府卻繼承了這項協定，直到今天。諷刺的是，這一成果正是以解散中央黨作為其代價。
......在二十年代，這種思想在卡爾·施密特的著作裏體現得非常全面，并通過之後中央黨的政治實踐體現了出來。它可以概括爲幾個點：國家作爲神聖自然秩序的體現、君權神授改爲囯權神授、這一國家將由等級制組成：貴族，中產，工農，各司其職，各就其位，一種中世紀等級功能分工思想的體現，天主教的權威。這一思想基於對法國大革命之後汎濫的民主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反思。由於民主和平等思想在歐洲帶來的大量的混亂與流血，這在二十年代的德國體現得最爲充分。德國天主教精英們發現了一個舊秩序的突破口：原有的新教普魯士國家危在旦夕、魏瑪民主之不可靠、布爾什維克的外在威脅，這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十八世紀的人權原則預設了人人平等和人人享有各種權利，這導緻了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因爲所有人都要求自己的權利得到實現，階級鬥爭就成了必然。天主教政治思想卻基於人的原罪，認爲人應當服從于天主賜下的正當權威，而非爲了一己私利相爭，最終破壞整個國家秩序。這種思想自認勝過普魯士黑格爾國家主義一籌，因爲後者隻看到了現代國家作爲剋服市民社會私已性的一面，也即歷史性的最終環節，卻看不到國家權威對於剋服人類原罪所具有的永恆性與必要意義、這一永恆性基於天主創造的自然法，這一觀點從中世紀阿奎那政治思想那裏便得以體現。
...回到劇情中來，這一思想的實踐體現在中央黨和軍方的合作上：這是中央黨離權力中樞最近的一次。在佈呂寧和巴本、施萊歇爾執政時期，他們的計劃便是借由總統的緊急權力解散議會，同時迎囘德皇，實現帝制復辟，但復辟後的政治設計將不再像第二帝國那樣，而是借由南歐天主教國家意大利的法西斯制度：君主虛權、總統/總理保留大權、議會對他而不是對民眾負責、強化統合主義與等級制。階級合作的實踐將代替階級鬥爭的實踐，他們相信，這一方案可以防止德國不陷入布爾什維克帶來的混亂。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一充滿精英色彩的理論和納粹的種族民粹主義具有明顯地階級性上的差別，後者是一種群衆運動。這種保守主義思想博得了許多貴族、資本家、容克軍官、保皇派等精英的認可。那位在第三季中有意執掌秘密警察部門的刀疤臉，就是意圖構建這種新國家體制的實踐者，他也隻是利用納粹反對自己的敵人(社民黨和史特雷澤曼的人民黨的聯合政府)，兩撥人實際上利益衝突也相當大。
......不過請大家注意，鑑於威瑪時期德國思想界高度混亂與複雜，電視劇隻是採取了高度濃縮的一種方式，把文化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神秘主義者，還有國家天主教主義者都糅合到了一個陣營裡去，實際上他們也是利益各自衝突的。
四：罪與救贖
關於格裏安的父親著墨不多，不過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背後整個政治運作的風起雲湧。回到格裏安來。”巴比倫“這一意象在《聖經》中所具有的意味，不言自明。二十年代的柏林在天主教徒眼裏看來的確就是一座預示著末日即將來臨的邪惡之城，充滿了淫蕩、罪惡與混亂。作爲警察部門的一綫工作者，格裏安自然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染上了毒癮，深陷精神疾病（PTSD）的困擾，同時與嫂子發生關係，失去人生的方向感，受政治勢力支配而不自知，不僅為父親也爲國家、社會所排擠，身處邊緣人群體的他幾乎已經成爲了類似駱駝祥子一類的角色，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存在他心裏的内在的善。因爲上述的問題，通通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來，爲他提供救贖自己和他人的機會。人的罪惡，恰好也可以幫助人通往恩典。格裏安不像其他人那樣冷漠，他深知人受戰爭後遺症的困擾會有怎樣的反應，並幫助那個波蘭退伍軍人度過難關，他也力求成立一個新的家庭，撫養自己的侄子，同時也在警局認真工作，身處於不同的政治漩渦之間但幾乎未在良心和行爲上犯過大罪，因爲恐懼殺死那位亞美尼亞神父算是一個特例：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戰爭後遺症是遺留在格裏安靈魂裏最深的創傷，破壞的是他與上帝的聯係。”殺死神職人員“這一具有象徵意味的事件標志了他進入到一個有可能犯下任何大罪而不自知的狀態：成爲像庫爾特那樣嗜血卻又面不改色的人。這是每一個身處於警局的人都有可能遭受到的誘惑。
在第三季裏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七宗罪》的緻敬，《七宗罪》的思想來自於但丁的《神曲》。犯下傲慢和嫉妒之罪的警局鑒定科長利用自己的身份操縱了多起命案，在這個人物上充分體現了偷食禁果後人的悖逆：掌握了技術、自以爲能夠操縱生命，但卻進入了一個由原罪所纏繞的世界裏不能自拔，最後染上了自戀的表演型人格而走向毀滅。”犯罪“這一題材貫穿全劇始終，不同的人因爲不同的原因、動機而殺人、奴役人、欺詐、掠奪、陰謀，這些情節早已屢見不鮮。出於色欲而拍攝色情片的老拉特，出於政治目的而欺騙女僕炸死本達父女的那個年輕納粹，同時還有出於憤怒而組織起政變、爲之不擇手段的庫爾特一夥兒，深陷憂鬱的格裏安，充滿了嫉妒心的鑒定科長，虛榮且傲慢的政治家......在這樣的一種局面裏，能夠保持人的善良，何其困難？不過就算如此，格裏安還是獲得了天主的幫助：多次于困局中脫險、解救夏洛特和總理、將刀疤臉踢出秘密警察部門，阻止同事在股市崩盤後上吊，等等，如果沒有善良的動機，他做這些事都不可能成功。或者說，倘若他有一絲邪惡，也就會立刻失去神恩的庇護，成爲那些人中的一個。
不過，我們依然發現，格裏安逐漸陷入一個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狀態裏。他在政治上的庇護者本達死於非命、嫂子被金融家誘惑離開他、侄子不再參加天主教青年組織、反而在納粹那裏找到了認同（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前者更強調權威與服從，後者卻注重“兄弟之愛”，同爲基督徒的蘇菲·邵爾，後來的白玫瑰運動領袖，在戰前就是一個積極的社團分子。許多青年在納粹組織那裏，而非傳統的社團，尋找到了自己的歸屬。這也爲後來德國的戰爭能力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基礎，遠遠要勝過一戰。），年輕攝影師被庫爾特殺害，夏洛特時不時遭遇各種危機，哥哥從事一些神秘行業，也不願意回家。他在一開始夢想構築的那個小家庭已經不復存在，從短時間來看他也暫時不可能找到一個安全的庇護。警局或許是一個不錯的地方，首先在第三季結局，那個反對他的刀疤臉被趕走了，“活佛”格納特又是一個非常講理的人，同時他還有幾個不錯的同事，這至少使在工作環境上他不再受到近人的威脅。
...五：一點預測，結語
可是我們也知道，經濟危機後的德國處於最爲混亂的狀態，幾乎很少有人能夠躲過去。不過我們憑藉著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 天主教徒的消極性反而給與他們相對安全的庇護。例如阿登納在納粹上台被撤職後一直賦閑，他和反希特勒集團有過聯係，爲此還被調查過，但是也沒有被判刑。許多天主教人士因爲公然反對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反宗教政策、國家崇拜、安樂死、總體戰在納粹期間遭遇迫害，被投入集中營，被殺害，不過與此同時他們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大量的天主教徒參與了二戰，他們當中的一部分組成了反希特勒軍官團，並時刻準備著刺殺獨裁者與接管權力。這樣的一股勢力，可以稱之爲“影子德國”。
...我不知道在第四季或者之後，是否劇中會出現天主教神職人員（原著裏是出現的），他們又是否會給與格裏安以庇護或是幫助，因為由於黑爾嘉的出走、阿諾的死亡得到官方確認，橫亘在格裏安和教會重建聯繫的最大外在障礙也消失了，真正的障礙仍然是內心的。話説回來，對於一個天主教徒來説，求助一心理學醫生和精神病醫生來解決PTSD的問題應該已經算是偏離路綫了：格裏安因爲軟弱犯下的重罪：在前綫抛棄了阿諾，以及他所遭遇的來自父權的否定，這兩點不是簡單地通過“心理治療”可以解決的。唯一能赦免人的罪是超驗而絕對的天主，能給予人最深的價值感的是來自祂的愛，由著這愛，人獲得生命，並有能力去愛近人。價值感無法靠有限的自己，也不是靠精神科醫生，當然也不會是靠政治運動來獲得。格裏安深知這幾者的不可靠，因此他也一直在各種緊急情況下維護著那高於自己的良心律：從他反對庫爾特的政變計劃來看便可發現。良心律是維持一個人不陷入像艾希曼那樣的“平庸之惡”的最後底綫，這也會成爲人在索多瑪仍然獲救的憑據。
...最後來貼一段原書作者（他本人來自萊茵地區天主教環境的作者）的話：以證明我的上述評論確實有依據：
Volker Kutscher hat genau recherchiert. Die historischen Details in seinen Krimis stimmen. So kommen auch reale Personen der Zeitgeschichte vor. Zum Beispiel der berühmte katholische Priester Bernhard Lichtenberg, dem Kutscher in seinem Kriminalroman ein Denkmal setzt. Pfarrer Lichtenberg versteckt von den Nazis verfolgte Widerstandskämpfer – auch Kommunisten. Vom Mut und Geschick des Geistlichen erzählt Kutscher. Seinem Kommissar Gereon Rath kommt hier entgegen, dass er katholisch ist, denn er kommt aus Köln. "Er ist kein frommer Kirchgänger aber doch in katholischer Wolle gewaschen", beschreibt der Autor seinen Helden. "Auch ist er in Berlin durch seinen katholischen Namen ´Gereon´ stigmatisiert und wird immer als fremd erkannt." Das katholische Milieu in Berlin sei eher resistent gegen die Nazis gewesen, sagt der Autor. "Obwohl Gereon Rath nicht politisch ist, läßt er sich durch seine katholische Identität von den Nazis nicht so einfach vereinnahmen."
"Volker Kutscher做了精确的研究。他的犯罪小說中的曆史細節是正确的。當代曆史上的真實人物也出現了。例如，著名的天主教神父Bernhard Lichtenberg，庫奇爾在他的犯罪小說中紀念了他。利希滕貝格神父藏匿了被納粹迫害的抵抗戰士--包括共産主義者。庫奇爾講述了這位神職人員的勇氣和技巧。他的探員格裏安在這裡得到了幫助，因為他是天主教徒，因為他來自科隆。"他不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但他是用天主教的羊毛洗過的，"作者這樣描述他的英雄。"他在柏林也因其天主教的名字'Gereon'而被污名化，總是被認作陌生人。" 作者說，柏林的天主教環境對納粹相當抵觸。"雖然Gereon Rath不懂政治，但他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天主教身份而讓自己輕易被納粹收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