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熙呀》中的李英男，《下一個素熙》中的吳宥真，鄭朱莉兩部電影裡的裴鬥娜相似度奇高：隐忍寡言不得志的無名氏，在更弱勢更邊緣的群體中擔起守護者的責任，達成奉獻與自我救贖的融合。鄭朱莉的導演之眼已經框定了她的形象特質，一個正義的、反抗的、孤立無援的理想主義者。
說回電影本身，《道熙》所涉及的社會議題較寬泛——留守兒童、家庭暴力、宗族社會、性少數群體等，以平緩鋪述的故事引導觀衆，手法輕穩暧昧，點到即止，大量的留白空間也使觀衆的思考角度更分散多元。《素熙》相較于電影，更像一部聚焦于資本壓榨和職場剝削的紀實片，觀衆跟随被壓迫緻死的實習生的視角，看到直白尖銳的對話、冰冷數字的特寫、資本異化下不做人的“人”……這一切迫使觀衆不約而同地發問：制度不變，下一個素熙會是誰？
曆時八年，導演不再滿足于《道熙》式的無聲控訴，不再給予觀衆“黑暗中仍存在微弱之光”的童話幻想。她沒有讓李英男帶走道熙，她選擇讓吳宥真親曆素熙的死亡，讓她在不懈的反抗中一無所得，隻能在逝者已逝後懊悔地哀求【下一個素熙】：“至少跟誰說一聲，即使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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