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Live in Time并非一部傳統意義上的絕症愛情片。它以“非線性叙事”為刀，将男女主—— Almut 與 Tobias 的人生切割成三個時空碎片：初遇的悸動、生育的抉擇、癌症的倒計時。這些碎片被拼貼成一幅關于“當下”的拼圖，試圖回答一個永恒的命題：當死亡逼近，我們該如何定義生命的價值？
Almut 的選擇是電影的答案核心。作為一名卵巢癌患者，她在“徹底切除器官以降低複發風險”和“保留生育可能但承擔死亡代價”之間，毅然選擇了後者。這一決定看似矛盾，卻直指主題——她不願為虛無的“未來可能性”犧牲當下的完整性與可能性。正如她在片中嘶吼：“我不想隻當一個死去的媽媽，我要讓女兒記住我是活着的！”這一刻，疾病不再是悲情的符号，而是倒逼我們直面生命本質的催化劑。
影片對愛情的刻畫跳脫了甜膩的偶像劇套路。Almut 與 Tobias 的初遇始于一場車禍，但導演并未渲染宿命般的浪漫，反而以近乎荒誕的日常細節（如菜市場駐足、煎蛋的煙火氣）鋪陳情感的真實。兩人因“是否生育”産生分歧時，克勞利大膽呈現了愛情的脆弱面：Tobias渴望家庭，Almut恐懼被母職綁架。這種沖突并非對立，而是讓愛從激情升華為責任——最終， Tobias 選擇尊重Almut的“當下”，支持她保留卵巢的決定，即便這意味着未來的風險。
然而，影片的争議也在于此。有人批評它“美化疾病與犧牲”，認為Almut的抉擇過于理想化，弱化了癌症患者的真實困境。但或許，這正是導演的意圖：在死亡的陰影下，角色以近乎偏執的方式抓住“此刻”，恰是對生命最極緻的反抗。
正如影片的英文名“We Live in Time”所暗含的深意：時間既是牢籠，也是載體。Almut選擇參加世界廚師大賽，并非為征服行業，而是為女兒留下“母親曾熱烈活過”的記憶。這種對“存在”的執着，與歐文·亞隆在《生命的禮物》中的觀點不謀而合：“生命的意義在于叙述本身。”
影片也并未回避現實的殘酷：Almut最終離世，男主獨自撫養女兒。但他以田園詩般的鏡頭語言（如金黃的麥田、晨光中的擁抱）将悲劇轉化為希望的延續。正如男主在結尾的獨白：“時間不是用來完成的，而是用來經曆的。”
《我們同在》或許不夠完美，但其對“活在當下”的诠釋足夠動人。它拒絕将絕症浪漫化為煽情工具，而是追問：若生命注定短暫，我們能否在破碎中拼湊出完整？
Almut的煎蛋、Tobias的筆記本，以及女兒的笑聲、、、那些平凡的瞬間，正是對抗永恒的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