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聶魯達被智利政府驅逐，來到願意收留他的意大利小島。

我觀察這位共産主義詩人怎樣和人民群衆交流，發現他确實是平易近人，但前提是你得表達交流的意願。郵差小夥請他教寫詩、教談戀愛，但是并沒有說明任何關于女孩的信息，也确實不敢搭讪。聶魯達責備他的傾向，因為他隻想到和女孩在一起的結果，而不打算好好交流，這是把詩歌當成泡妞工具了，并不打算走心。後來，聶的朋友發錄音告知，《漫歌》可以出版了；聶給朋友回信，請郵差說出意大利最美的事物，郵差說是“貝雅特利奇”（既是女孩的名字，又是但丁初戀的名字），聶于是決定給他做僚機。

小夥一方面走心地和女孩交流，一方面鑽研作詩技巧（不隻是情詩，而是各類詩），還關心政治（小島的供水問題難以解決，政客發放解決供水問題的空頭支票）。

大概是1953年，聶魯達離開小島。小夥和女孩結婚，在見識了政客借着解決供水問題騙吃騙喝（要求女孩所在的酒店免費供選舉人小組兩年吃喝）之後，更加心向共産主義。小夥一邊寫詩（還打算用錄音器錄下小島的各種聲音），想着以後送給聶；一邊參加左派集會。最終，死于一次鎮壓中，沒能見上自己未出生的孩子。

文藝家的愛欲和血氣并非不可兼容。在小夥見到聶魯達之前，認為他隻是一個情場老手；相處之後，才發現他确實是個認真地研究愛欲的人，同時還是善于為黨和人民群衆鬥争的好文藝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