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達爾利用但丁式的地獄-煉獄-天堂的三幕結構，頗為凝練地展現出人類沖突的曆史長廊，并在最後揭示出“和解”的虛幻本質。
地獄篇中快速的蒙太奇是對人類的暴力史的考古學挖掘，“可能”與“不可能”互寓于彼此，仿佛暗示出曆史角色的轉換。
煉獄篇将背景設于當下，通過他者視角下的辯論展現出作為個體的盲點，充分的“對話”作為看似高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其實也掩蓋着更深層次的結構性暴力。幸福與虛無相依，如同電影的正反打，一樣的故事發生了兩遍，導演無法看出一位女人和一位男人的不同，每個故事都是對另一個故事的暴力。
天堂篇超現實的湖畔林地被軍隊監管着，開放的監獄中青年人們麻木地享樂，暴力依舊在烏托邦中隐秘地持存。戈達爾似乎在暗示，任何宣稱已經實現和解的社會秩序，都隻不過是将暴力升華為更隐蔽的形式，和解本身可能隻是一個必要的幻象，一個我們為了繼續生活而不得不相信的虛構的真實。
正如戈達爾拒斥的流暢的影像，不和諧的“我們的音樂”亦是在“不可能”中持續的思考與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