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斯特說,七情六欲隻通過間接方式即想象而影響我們,想象則早已用體面得多的中間動機替換掉了原始動機。“愛情神話”是隐喻,而在現代東方,在這個亢奮的想象空間裡,前後兩個詞語貼合為一組古樸的轉喻。
作為電影形象,老白是新鮮的,作為大衆文化的粘合劑,成千上萬個老白在奮鬥批、持家批、夢想批的睡夢和文字呓語裡辛勤履行這一代、上一代、上上一代男人欠女人的義務,并且通過現代/都市對前現代/非都市進行了東方文化内部的收編。把讨論對準上海是怎樣的城市、生活在類似的文化環境裡是否使女人更能做自己,沒什麼不好, 是熱搜和生活都需要的。
但老烏描繪的神話,那個浪漫主義的并不新奇的文學與電影層面的雙重摹仿,它本該調動起我們對時态和語态的敏銳性:我在上世紀歐洲被現代女人傳教,而後反哺當代上海女人。這裡邊的錯位和不協調使老白和老烏呈現了愛情命題作文下的兩種答案——實際上無甚差别;後者升天,前者落地,上對下的象征統攝了這個隐喻,且傲慢地直接以“神話”霸占觀衆的剩餘想象。緻敬的形式屬于神來之筆,如果将全方位包裹你的解讀空間和全方位統攝對神話的解釋權當做捷徑的話。
假使想象也和勞動一樣,可以被這個兼容性強但極其規整的上海化約為計量單位,我們對電影的理解會不會在樂觀中陷入赤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