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是一個充滿社會主義創傷的國家，盡管現在人文藝術學院的年輕人幾乎都對資本主義恨之入骨，但在街頭還是随處可見他們紀念這些傷疤的雕塑和标語，例如揚·帕拉赫紀念碑、共産主義者受害者紀念雕像、米拉達·霍拉科娃的橫幅。前年的一個什麼日子，那時候我還是布拉格美術學院的學生，由Jiri Kovanda帶我們班上的同學去一個市中心的美術館看展覽。Kovanda找了策展人為我們做介紹，但我們這群懶散的年輕人果然又一再遲到。我是到得最晚的，我忘記是什麼原因了，在門口我試圖和售票的工作人員解釋我是這個學校的學生，但因為我不會說捷克語，她将信将疑。我打電話給另外一個帶隊的老師Tomas，他把電話遞給了策展人，雖然聽不懂，但對售票人員報出Kovanda的名字後，她馬上笑臉相迎地讓我進去了。

展覽具體關于什麼的我已經記不太清楚，最後一樓是關于捷克一個已經去世了的建築師的收藏，有一些古老的地圖，我站在那裡辨認唐代時期的布拉格的樣貌與如今的重合。也讀到了建築師有些過時但仍反映曆史的對布拉格各個片區的評價。他寫道：“Karlin作為一個工人生活的街區，正逐漸煥發出活力”。過去了幾十年，如今Karlin已經随處可以精美的辦公樓群，騎着自行車的人們停在路邊的咖啡館喝抹茶拿鐵，在拐角處吃Tapas和品葡萄酒。那天有雪，在陽光照耀下的伏爾塔瓦河顯得特别美，整個城市在白色上發出銀藍色的閃光。我們站在露台上看風景。

離開美術館後，我們在附近的咖啡館喝咖啡。不知道為什麼大家聊起了社會主義和政治傾向。之前有捷克同學和我說，社會主義時期很多藝術家都得到了國家分配的巨大工作室及公寓用于畫畫和做雕塑，在社會主義時期結束後，這些房産都變成了當時的藝術家的所有物。考慮到這個捷克同學為了省房租，之前住在Zizkov不通暖氣、和一層樓的人共享衛生間、本應該用作辦公室的建築裡，他覺得社會主義的模式或許對藝術家更公平。Kovanda并不同意這個說法，他說當年因為他沒有進入藝術學校，取得官方的藝術家身份，因此他幾乎不被允許創作藝術，接觸不到任何的資源，也沒有任何展出的機會。他說當時自己的父親盡管是一個政府的官員，卻隻能和一家人擠在一個小公寓裡勉強度日。

聊着聊着，Kovanda突然說：“我是個右派。（I am a right wing.）” 我有些震驚。在歐洲從性别研究學到當代藝術，我身邊的人從來沒有這樣大大方方地說：“我是個右派。” 更何況面前是一個當年的激浪派代表人物，做各種各樣有些搞怪的行為藝術。Tomas說：“我是個左派。” 同樣都是藝術家和老師，從斯洛伐克的集體住宅來到布拉格幾十年的Tomas的生活顯得有些勉強維持，他說：“我付出了這麼多勞動，結果到頭來一份工作都沒有辦法支持我和我的家庭。我辛苦工作了那麼多年，卻沒有辦法在這裡買房。我必須做兩份工作，不停歇地從一件事情跳到另外一件事情。我的願望就是我可以隻做一份工作，也可以得到體面的報酬。所謂的經濟自由到頭來隻是換一種方式剝削我們。”

話題有些無疾而終，因為雙方顯然都無法說服彼此。在Tomas的情境下說什麼都顯得有些多餘。最幽默的事情是，在有些激烈的關于财富的分配争論後，不被看好的右派Kovanda主動為我們所有人付了帳。後來我還得知，Kovanda的兒子是一個經濟學家，維基百科上說他是捷克比特币之父。有一天我忍不住想查查看，他到底有多富有？可惜沒有任何數據。

在這裡的藝術學校上課、看展覽的感覺，現在想起來除了一開始的新奇和豔羨，在實際上也時常有些滑稽。年輕人們在過剩的時間和封閉的圈子裡不斷自說自話，尋找一切可能的刺激，把一切都挂上“radical（激進）”、“coexisting（共生）”、“materialism（物質性）”的解釋，一派選擇在森林的土壤裡翻滾，為一切裝飾上Cyber tribalism風格的圖形，或者是備受歡迎的neo dark romanticism風格；另一派則想方設法通過一些介入他人的生活，例如在轉角裝一個椅子并放入自己的作品集，收集他人的話語然後剪切成自己的，反複重複自己祖父母的故事，拼貼自己幼年的錄像帶。

也許對于陌生的國度、城市和環境我還不是那麼熟悉，可以帶着天真的感受認為大家在一個工作室做藝術、做同學，都是一樣的。一旦在其他藝術駐地項目遇到華人/中國人，隻需幾個非常基本的交談問題，例如，“你家是哪裡人？”、“是什麼契機來這裡”，就能發現他們優渥的家庭背景。有時候盡管他們說得很平常，我也面不改色，心裡已經在說“天呐！” —— 盡管大家在表面上都像窮苦的藝術學生，一起卷煙草，在靴子裡塞小瓶烈酒帶到銳舞派對，把他人不要的垃圾帶回去當材料。當我畢業展覽答辯結束之後，老師A問我的下一步計劃是什麼，我說找個工作，伴侶在維也納開畫廊的老師B聽到這個答案，禁不住發出了令我疑惑的輕笑，并重複道：“找個工作！”一個滑闆手也對我說“去他的工作！”

到最後我還是那個唯一一個在全職工作的畢業生，為在捷克雇傭廉價勞動力的德國大企業在辦公室敲敲打打。我的男朋友是個攝影師，他拍了很多在捷克被挖得千瘡百孔的礦坑，其中很多都是德國公司幹的。今天我坐在工位裡，聽我對面的同事感慨，至少我們的公司沒有做那麼多惡。我想可能是電影裡銀行家的女兒維絡尼卡欽佩的那個回家的工人階級，不僅認真工作，而且有些創造力，能夠把牛頭打造成車座，與他們一牆之隔，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他們詩人般的政治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