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疫情過後娛樂消費市場重啟的重要過程，《乘風破浪的姐姐》的播出伊始就收到很多人關注。雖然未經大量宣傳，第一集播出期間也正逢微博熱搜停擺，但三十位在娛樂圈破爬滾打多年，自帶流量的姐姐依然靠着自身的熱度反哺了這檔綜藝。2020年剛過半，但應該可以很笃定的說《乘風破浪的姐姐》很可能是今年最具現象級的綜藝節目了。三十位三十歲以上的，成名已久的女明星，大的已經年近半百，小一些的早經曆了而立之年，卻要在一檔節目中重新被“歸零”，在一個新的領域沖着“女團”這個早被消費主義定義為年輕女性的團體努力。從這之中可以看出《乘風破浪的姐姐》這檔綜藝的野心，也可以看出這檔綜藝的意圖好像在反一些人們的固有成見。新穎的立意角度不僅滿足了觀衆的期待視野，同時其社會文化意義也對于了年輕女性觀衆在如今的社會中的焦慮感做出了很好地回應。

從觀衆的社會文化心理和情緒感知心理下來說，《乘風破浪的姐姐》成功做到了如下幾點。首先，用“姐姐們”30+的年齡來回應年齡焦慮。在當今的社會下，年輕女性對于年齡的焦慮越來越嚴重。“年齡焦慮”雖然在一定成熟上體現了年輕女性的不成熟性，但客觀上來說，也反映出了社會對于女性在年齡上的刻闆要求。“30+的姐姐”可以說是是這檔綜藝最大的看點，在“娛樂圈”這個年齡歧視最嚴重的環境下反其道而行之，精準的對接到了女性期望掙脫年齡歧視的願望。其次，用“姐姐們”在節目中的“反抗”來回應刻闆印象。由于《乘風破浪的姐姐》中選手的特殊性，“姐姐們”并不像一般選秀節目中的選手全盤接受評委的意見和節目的安排，甚至在一些必要的情境做出了自己的“反抗”。觀衆們一方面可以感受到這些“反抗”所帶來的新奇，而更重要的是，這種新奇感能夠映射并補償觀衆自己心目中的反抗精神。實際上，“姐姐們”不僅反抗的是娛樂節目對于女團選秀選手的刻闆印象，更是男權社會中對女性地位價值的刻闆印象。所以，這個節目最核心，也是最能夠抓住女性觀衆心裡的就是，用“姐姐們”的多元化來回應和重塑女性價值。在1791年法國大革命的婦女領袖奧蘭普·德古熱發表《女權與女公民權宣言》到現在的兩百多年的時間内，女性主義運動都是緊緊圍繞“女性價值”來進行的。從一定程度上，節目裡“姐姐們”給女團帶來的新内容和新思考是可以認為其契合了後現代女權主義所宣揚的女性價值多元化的價值觀。雖然從現實來講，觀衆們可能僅僅感受到的是“姐姐們”沖破了年齡的束縛來實現自己的價值，或者是打破了固有偏見來實現自己的現實。但畢竟受到國内女性主義運動的落後所縛，僅僅是在年齡和事業上能夠自由的實現自身價值，已經是年輕女性群體最基礎，最必要，最渴望的訴求了。可以說，《乘風破浪的姐姐》準确的抓到了消費主義和男權主義社會下女性的痛點，通過女性觀衆對于如今社會對于女性壓制的訴求渴望，不僅打造了一個平等的、無歧視的烏托邦，更進一步去試圖傳遞出“三十而立，三十而勵，三十而骊”的精神價值，從而獲得了大量的認同感。

的确《乘風破浪的姐姐》具有一定的社會價值意義，正是這種社會價值意義能夠契合和滿足女性觀衆們的社會文化心理，才能夠得到如此現象級的關注度。但我們仍應該警惕在當今消費主義語境下，掌握大量資源的信息傳播者對于信息的切分，詭辯，轉移，甚至重定義的能力。看似《乘風破浪的姐姐》反思了消費主義下女性價值固化的社會問題，但實際上綜藝節目作為後消費主義時代中泛娛樂文化的産物，其本身是絕對不會反消費主義的。雖然《乘風破浪的姐姐》表面上來看是用年齡來回應年齡焦慮，用反抗來回應刻闆印象，用“多元化”來重塑女性價值，契合了當代年輕女性的訴求，但實際上則是避重就輕地轉移了本質上的矛盾和原因。

比如，節目中雖然用“姐姐們”30+的年齡來回應了年齡焦慮，但實際上是用更多的如能力焦慮和相貌焦慮來轉移了年齡焦慮的問題。本質上來說，消費主義和男權社會定義了女性在各個語境中的角色職能，如果女性超出了這個定義，她身上的品質就更難以轉換為相匹配的社會價值，因此才會産生了各個方面的“焦慮感”。比如年齡焦慮就來自于社會對于女性所定義的“花季年齡”，因為女性這個年齡中才能在消費主義社會中起到最大的價值。節目中的“姐姐們”雖然超出了社會所定義的“花季年齡”，失去了年齡競争力——實際上所謂的年齡競争力完全不能算做女性價值，而是消費主義社會下女性能夠被剝削的價值——是但她們的相貌、身材和自身能力全部是頂尖的，甚至抵消了年齡所帶來的劣勢。在年齡的角度上，《乘風破浪的姐姐》契合了女性觀衆的年齡焦慮的認同感，但在其他角度上，則是滿足了女性觀衆的幻想。因為在現實直接中，年齡競争力的保持是不切實際的，所有人都無法阻止年齡的流逝。但相貌，身材和能力是存在改變的可能的。而《乘風破浪的姐姐》在不可能改變的年齡焦慮拉近了觀衆和明星們的距離，然後在更近的距離上用可以改變的其他方向來滿足了女性觀衆的幻想，使女性觀衆更能夠将自己代入女明星，從而産生了上瘾性。而且，在相貌，身材和能力這種僅僅存在改變的可能，實際上很難改變的角度做文章，在加深了這檔綜藝的上瘾性的同時，也讓女性觀衆在現實生活中對于這些角度有了更深的焦慮感，反而更想逃避到此節目中将其作為減緩焦慮感的“聖地”。

當然了，完全批判《乘風破浪的姐姐》的目的性也是不可取的，因為它作為綜藝節目本身，就是商業性和娛樂性先行的，就有着非常大的局限性。在這種局限性中來發出對于女性價值思考的微弱呼聲，已經可以值得贊賞了。隻不過不能因為對于某個角度的社會價值來肯定《乘風破浪的姐姐》所有價值觀。當然，不管怎麼說，對于觀衆的心理期待的把控上來說，《乘風破浪的姐姐》這檔節目是非常精準的，在能夠探讨的角度契合了觀衆的社會文化心理，在無法探讨的地方則用了避重就輕的方法，可見其對大衆的社心理研究之深，是今後從社會文化心理和情緒感知心理研究的很好地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