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有海岸線的國家而言,海洋成為一種天然的國界線,這樣的邊界意味着國家領土的局限,同時蘊含着擴張的可能。它賦予防守以延伸意義,相應就是疆域的擴大,關系到在世界範圍内探險、從事和平貿易、維持治安和負擔道義責任帶來的榮譽感,這是建立國族認同的核心。民族精神與海軍傳統是不可分割的,由于艦船和船員們遠離祖國,民族精神被更加熱情地讴歌。艦船被轉化成了文化認同的載體,作為國家象征和傳統價值的寶庫;另一方面,也承載了國家政治的主張。”

海軍電影對于沉沒的戰艦懷有一種持久的情結,在海上孤單航行的船隻總是作為人類社會的微縮樣本,通過它的遭遇,可以将社會秩序打散重置,具有儀式效果。日本海軍電影的沉船情節格外突出,尤其當戰時世界上最大的戰艦大和号(Yamato)悲慘地在沖繩海域沉沒,這艘著名戰艦又是以日本民族的稱号大和來命名時,這艘艦船作為民族的隐喻不僅僅是修辭上的,幾乎就是現實的。日本海軍電影多次将大和号的故事搬上銀幕,“大和号”是濃縮了日本人二戰創傷感的重要符号。“戰艦凝聚了整個海軍的傳統和曆史,對于一緻的民族認同既梳理又褒揚。”在本片中過去的符号大和号被再次賦予意義,隻是這個意義卻抱有以後世一代人去觀察曆史的明察感,消去了身處此前曆史中的環境迷霧。主角通過簡單的數據來論證最終符号意義(失敗論者口中的将大和号建造出并覆滅用于警醒國民)的成立并非牢不可破,相比之下更像是對明治——昭和時代裡進步主義的懷舊,以及精英主義對太平洋戰争期間海軍叙事的又一次滲透。而這裡的大和号,成為了與日本相等同的現代化國家和日本民族的象征。

21世紀其他戰時/戰前電影,更多是通過對“勢均力敵的對手”以外任何戰争受害者的刻意忽略,去達成對己方價值體系與曆史觀的輸出,但本片并非如此,反而是通過“體系之外的精英”作為切口。以男主為代表的軍隊體制之外的科技人才,這些軍國體制之外的精英,看似與體制對抗,實則在最終成為被利用的工具;看似抱有正義與否的觀念看待戰争,實則潛意識裡依舊國與國間界限分明。而以片尾的艦船設計師為代表的體制之内的精英,他們唯技術論,得出日本必敗的結論,作為貫穿全篇的隐藏“反派角色”,對體制外的有能力實現他們構想的科技精英施以試煉和引導,最終在通過試煉後引導年輕精英去踐行自己的“陰謀”,使前者得以在精神上以及最終結果上拯救日本國民于狂熱化必然導緻的危亡。

“戰艦的沉沒是戰鬥要蒙受的風險,是最巨大的犧牲。失去神化的和人格化的戰艦,這樣一種情節被賦予了比個體士兵的死亡更具象征性的意義。在海軍電影中,戰艦的地位相當于民族和國家的象征,從宣傳的角度來看,對于這種喪失的描述是危險的失敗主義。”“失敗主義指的是認定未來注定失敗,因而放棄一切改變現狀的行動和思想。在太平洋戰争中,日本海軍幾乎覆滅,戰後的日本海軍電影一而再再而三地講述沉船的故事,戰敗的客觀結果使得表達失敗主義不是什麼問題,失敗主義成了對于戰時狂熱的勝利宣傳的反彈,受到人們的歡迎,戰後的日本人不需要精神鼓舞,占據心頭的是長久的自傷和自憐。”現實中的大和号幸存者吉田滿曾在極有曆史價值的回憶錄《戰艦大和之末日》裡寫道:“我們的目的就是證實此一行動的徒勞,我們将為此而死。”這一解釋堪稱“積極的失敗主義”,失敗主義認定結局悲慘,主張無所作為,在本片的情境下,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這種“犧牲是迫不得已”的犧牲觀,是近代以來日本無時無刻不強調的“進步”觀念之代價。如此一來,求生/務實和求死/犧牲這兩派立場被協調在一起,大和号承載着這既矛盾又統一的觀念,奔赴自己的命運。日本不斷繁榮進步,但為什麼要進步?在此之前軍隊一直看重精神主義,但是沒有進步是赢不了的,曆史已經證明了一切。幕末的薩長兩蕃,在與西方艦隊戰鬥慘敗後,放棄了舊政策,引入了西方武器,推翻了幕府。在失敗後醒覺,除了這樣外并沒辦法救日本。當日本醒覺之時,未來便有希望。這便是本片史觀中大和号的最終歸宿。

這種既肯定技術派的作風與曆史觀念,同時又以此暗示反對戰争觀念的叙事非常讨巧。它繞過了所有戰争叙事中的曆史雷區,而使戰勝者和戰敗者雙方都可以得到自己滿意的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片仍是純粹日本視角的。它最終推導出“反對戰争,拯救狂熱國民”這個結論的過程,并不是因為道德上的失衡或肯定人生命的價值,而是在純技術層面上推導出來的“如果擴大戰局,日本必敗”。這同時暗示着已經得到的滿洲等殖民地将可能失去,與軍隊将會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這兩方面。在這種觀念下,或至少是這部電影叙事中已經表達出來的觀念裡,以中國、朝鮮為代表的最直接受害者群體依舊是缺席的,這同時也是叙事局限在日本軍隊内部的必然。對于電影叙事中的人物而言,他們所察覺到的曆史依舊僅僅是日本與美國這兩個東瀛武士與美洲牛仔間勢均力敵的決鬥,并且因為當時部分日本海軍精英意識到美洲牛仔潛力更大必将導緻武士失敗,但又在軍部的推動下不得不決鬥的過程裡進行着自我拯救,這實際上又是一種海軍精英觀的呈現。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高度重視教育,學曆社會的意識迅速普及全民,也培養了日本人的優等生情結,在面對亞洲落後的鄰國時,日本以亞洲優等生自居,脫亞入歐的同時,把自己當成了亞洲的代表。“海軍軍官由于操縱機械的需要,無形中在職業上形成技術者的思維方式,也由于他們平時航海繞行世界的時候,有機會與世界各國的海軍軍官交流,因而保有一種從國際視野看待事件的習慣。因此,海軍在拟定作戰計劃上較具合理性。”海軍電影中的精英意識與這種民族心理密切相關,而精英意識主導下的對底層的漠視,與日本對鄰國的漠視是同構的,日本犧牲鄰國的利益來換取自身的發展,并視之為理所當然。

本片在後311時代的序列之内,将當下經曆中對正常生活環境的崩壞,與政府精英的冷漠與不作為,投射到了片中時代背景的人物身上。它真正渴望完成的,是以影像撫平日本人印象中對當時的精英、知識分子要麼無所作為随波逐流,要麼遠走客鄉不聞不問,要麼臨場變節依附軍國的怨念,一如男主櫂直在進入軍隊接受試煉前便屬于前兩類,渴望逃離日本/無望的曆史環境去往美國單純鑽研數學,這種精英的選擇令人感到恐慌和不安。建立在這種态度之上的本片,是對日本國民的戰争印象、對精英階層的怨念的一次改造重塑,而非直面戰争、譴責戰争,也因此,将戰争直接受害者隔離在叙事空間之外自然而高效。

在此,影片肯定了時代中的精英投入改造時代的同時,一并肯定了軍隊對于有能力的精英個體的規訓,并且暗示着相比于追求真理,投入國家回饋國民更勝一籌。在這一點上,本片依舊延續了戰後日本海軍電影叙事中,海軍作為進步主義結果的呈現,以及軍隊作為進步載體的傾向,是對明治——昭和進步情結的延續。而在末尾,本片又将山本五十六放置在了“在精神上拯救國民”的對立面上,将山本作為境界僅局限于眼下戰局的愛國使者。這種人物塑造,在保守地維護了自《啊!江田島》(1959)《山本五十六》(1968)《啊!海軍》(1969)《聯合艦隊》(1981)《激情燃燒的零式戰機》(1984)《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2011)等海軍叙事中把山本塑造成一個技術型長官,而非遠離實踐的政客,并将其當作理性而悲情的現實主義者來看待的山本五十六神話的同時,也釋放了将其打破又并非颠覆的信号。

最終,大和号還是被建造出來并投入了使用,這場以海軍發展中航戰派與巨艦派的戰略之争作為起始的一場可能改變曆史的鬧劇末尾,又重回到了曆史本初的起點上。隻不過,是用帝大數學精英阻止大和号建造,并最終在一位唯技術論的失敗主義艦船設計師的勸說下做出改變的故事,為其賦予了一個脫離于曆史背景中精神至上的環境,并因此顯得更為智慧、悲壯、宏大的意義。日本海軍的大和号情結雖然與保守派的犧牲邏輯相疏離,卻更加強力地褒揚了追求“進步”的民族精神,下昏聩命令的戰時指揮者與遊離的精英分子不是日本民族的代表,大和号上被犧牲的軍人們才是。大和号沉沒,民族象征的消失暗示着舊式帝國的破滅,而存活下來的人建設了更好的日本,他們聯結了現在與過去,使民族的曆史不被割裂,使精英的意義得到重塑并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