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大熱的國慶獻禮片能在影院當下引發共鳴，緊接國慶檔的《犯罪現場》作為犯罪片，首要的任務是賦予觀衆探尋真相過程中解密般的快感，完成這個規定動作的同時可以嘗試深度展現正義與邪惡、無情和有情、現實和幻覺等多重關系糾葛。從結果看，《犯罪現場》附加題比規定動作完成地更好更成熟，導緻觀衆會被一些閃光片斷和畫面打動，但很難體驗真相遊戲中淋漓盡緻的感覺。
...一、多重的價值矛盾
整個電影的基調模糊而陰暗。珠寶搶劫案團夥成員徐糠被殺，警方督查葉守正帶領的團隊把搶劫團夥頭目汪新元作為重點嫌犯調查。汪新元出于自保以及保護剩存團員的目的也開始積極調查真相。林法棟和汪新元數次交手，加上犯罪現場一隻鹦鹉的幫助，最後解鎖真相。
整個故事最核心的價值矛盾在于正義與邪惡，也是所有犯罪片的基本價值讨論。警察一定是正義的代表嗎？罪犯必須是冷血無情的嘛？正義終将戰勝邪惡嗎？從這種層面切入的故事相往往不是大團圓結局，卻更容易借助豐富的情感體驗産生打動人心的力量。
電影展示了多處犯罪現場。作為故事背景的珠寶搶劫案現場；搶劫犯之一徐糠被殺現場，引發了葉守正和汪新元的雙邊追查，也是整個故事的由頭；搶劫犯成員在洗衣店被炸死，汪新元開始懷疑真正的兇手；汪新元的小弟紅毛在逃跑中被殺；一閃而過的葉警官于海，真相浮出水面。徐糠被殺是主要現場，其他是這個第一現場的背景和衍生。紅毛被葉警官槍殺的場景中葉警官沒有說出全部的事實，所以表面看起來的警察辦案現場實際上也是隐藏的犯罪現場。當然所有這些還都隻是發生在現實中、呈現在屏幕上的，不包括潛藏在人們頭腦中的模拟犯罪。
搶劫案中正義與邪惡的絕對對立，到之後犯罪現場追查警察為嫌犯說話、林法棟開始順着汪新元提供的線索查案、葉警官解釋紅毛死因的含糊其辭（當然最後才會知道他掩蓋了更重要的事實），正義和邪惡就從清晰的靶子逐漸變成晃動的影子。在這些或明或暗、或實體或臆想多層次的犯罪現場中，正義和邪惡的關系是流動的、糾纏的、甚至相互轉換的。
随之而來的，絕對真實和絕對虛假的矛盾。徐糠案發現場的唯一見證者：一隻鹦鹉。鹦鹉可以經過訓練說出人話，但是怎麼保證它說的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同僚問林法棟的問題：“你怎麼向市民解釋？”什麼是可以相信的絕對真實？每個人都在努力辨别周圍的信息，對汪新元來說可能是JOY到底是不是好人、會不會出賣我？對于林法棟來說可能是上司隐藏了什麼秘密、他和案子有什麼牽連？整個故事就在一點點去僞存真中推進，最後剔除所有虛假信息，找到一個真相。
二、立體的人物和不充分的動機
...電影可以看成以汪新元和林法棟為中心的雙男主模式，每個人又雜糅了多種特質。汪新元可以殺人不眨眼，也可以因為一碗甜湯感動得熱淚盈眶，林法棟是一個欠着高利貸卻又養了一窩子流浪貓的警察。如果每個電影人物都有人設的話，這樣立體的人設将極大地激發我們的好奇心，因為越是複雜的人物越真實可感、越能散發魅力、越出彩。
在具體的行為上，最有趣的設計是雙向追查。警察查案的同時，汪新元為了驗證自己的懷疑，潛入葉守正的家查探線索，主情節從警察查案、嫌犯潛逃變成罪犯和警察互查模式。兩種身份就這麼交叉互換了。在主人公身上，設計的核心是制造對立。在同一個人身上制造對立的人格特質、對立的身份，但在情節的發展中又要做到情理之中。
發展不充分的點在于人物動機。汪新元的犯罪動機是什麼？葉守正最恨的是汪新元，為什麼采取迂回策略浪費時間解決團夥成員，為什麼會因為分贓不均自找麻煩？人物動機不充分直接打亂了電影的節奏，使得整個情節鋪墊很多之後急轉直下，直接從口中而不是合理的情節發展和行動中硬塞給觀衆一個真相，減弱了得到真相時的驚奇感和預想中高潮的力量。
三、場景和鏡頭的優點
電影加了很多象征元素。汪新元關于螞蟻的幻覺讓人想起一條安達魯狗，可以把它看成一種内心壓抑、躁動的外化物。晚上睡覺睜着的眼睛，永遠沒法睡一個好覺。最後他仿佛也變成了那隻永遠飛着的無腳鳥，能閉上眼睡好覺的時候就是去世的時候。鹦鹉既推動着情節的發展，也代表着那難以言說的犯罪真相，給案子加上了神秘感。通過訓練的鹦鹉開口說話，既在事件進展上指明了案件的方向，也和經過努力查探真相水落石出的叙事相互呼應。這些都豐富了電影的視覺體驗和意義系統，讓畫面更生動、叙事更有感染力。
高潮的畫面是有表現力的。汪新元和林法棟在黑暗中的墳地對峙，還有什麼能比墳地更能傳遞出死亡氣息的呢？風中飄蕩的雜草映射出動蕩的命運，瓢潑大雨砸在主人公的臉上、望向茫茫夜空，這個場景給整個電影貢獻了為數不多具有電影美感的畫面。如果不是一直重複播放“這個世界本不該如此”的台詞會更加完美。
有鮮明的電影基調和形象系統、良好的人物基礎，容易使觀衆産生共情；但在動機、情節和台詞設計上有明顯的缺陷，損耗了推理探案的快感，這些都讓《犯罪現場》成了一部情感大于理智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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