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廣州，是被粘稠的水汽和朦胧細雨籠罩的。濕潤的海風從遠方徐徐吹來了這場名為“太平洋的風”的影展，也帶來了這部略顯凝重的台灣電影。

從形式上看，《我這樣過了一生》顯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新浪潮的代表作之一，開場的後廚長鏡頭就有着一股濃濃的台灣新電影的味道，由于目前我對台灣新浪潮的認知僅限于侯孝賢與楊德昌二人，因此我想這大概又是一部略顯沉悶的片子。不過，随後的觀影過程告訴我，它和我印象中的侯孝賢和楊德昌還是有很多區别的。

首先，從拍攝手法上看，侯楊二人非常注重長鏡頭的使用，尤其是侯孝賢，大量的長鏡頭讓電影節奏變得十分緩慢。而在本片中，除了開頭的長鏡頭外，在剩餘的部分中少有長鏡頭使用，鏡頭的切換讓影片顯得十分輕快，絲毫不顯沉悶。不過，這樣的快節奏也喪失了一部分對人物活動進行觀察的空間與可能性，以及侯孝賢的電影中特别突出的演員表演的自然性，這也是本片相比其它台灣新電影最讓我不适應的一點。電影還有一些較為明顯的鏡頭語言，比如在桂美夫妻二人與主人初次見面時，二人所處的樓下與主人從階梯上走下就構成了一個很經典的階級隐喻，這一鏡頭語言在多年後被奉俊昊在《寄生蟲》中玩弄到了極緻。

與此同時，在剪輯方面，本片的剪輯前後叙事跨度非常之大，而且喜歡用人物的沉默或對話的僵止作為一個場景的終點，略去解決部分，直接跳到下一個場景。例如，開頭桂美在侯永年家中問其是否願意接受自己後，下一個鏡頭就是婚禮現場；再比如，桂美夫妻二人深夜商談是否要去日本做傭人的場景中，鏡頭從侯永年的沉默直接切到了二人在日本的主人家中工作的場景。簡而言之，就是簡化單個場景中的流程，一切為了推動故事情節服務，這樣的剪輯特點在鏡頭前一個半鐘，即桂美的中年生活中尤其明顯，直到最後桂美卧床後，剪輯節奏才變得稍微和緩了一些。我想，這應該是電影源自小說改編以及時長限制的緣故，畢竟120分鐘的體量剛好夠講完整個故事，若再稍注重細節描寫，可能會讓影片達到接近三小時的時長，這從商業角度來看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還是感覺電影中桂美的中年與老年部分風格有些不統一，以桂美和正芳在醫院時的配樂與略顯突兀的旁白作為界限，後面一小段明顯比前面更為溫情，也加入了不少導演想傳達的價值觀元素，若是導演在這點上再平衡一下，縮小二者的差别，可能總體觀感會更為平穩一些。

《我這樣過了一生》的題材選擇也和我印象中的台灣電影有些許區别。還是以侯孝賢與楊德昌為例，新電影時期的侯孝賢取材多以鄉土故事為主，在平淡中叙述生活；而楊德昌出身中産家庭，他所有的長片都以台北作為現代都市的代表，其深不可測的體量中蘊含的醞釀着動蕩與不安，并産生了各種各樣的家庭危機，這一點以《恐怖分子》體現得最為明顯。而本片中，張毅同樣選擇了台北作為故事發生的主舞台，但他關注的是都市中的底層人群，兩位主角的身份與職業都在暗示，他們隻是芸芸衆生中的一個代表，而《我這樣過了一生》中的“我”，顯然可以指代處于同時期乃至今日中國的相當一部分已婚女性，她們的故事，即是本片中“桂美的一生”的不同版本，大體脈絡與性質則有着不少共通之處。

提到女性，就自然來到了本片的主題。無論是原著小說《霞飛飯店》還是電影《我這樣過了一生》，它們都是相當明顯的女性題材作品，這不僅體現在叙事鏡頭全程跟随主角桂美，還體現在男主的形象得到壓制，他身上基本凝聚了觀衆能想象到的傳統中國男性的一切缺點：難以抵擋誘惑（賭博與出軌）、光說不做（“我不會再賭了！”）、外強中幹，即外要面子與内裡自卑（聽聞桂美倒掉剩菜時當場失态發飙，而被桂美指責賭博時，又轉言“你以為我賭的時候不是想着給你們買點好的嗎，你以為我不關心這個家嗎”）、逃避責任（每一個家庭重大決定都由桂美提出），而最後一點正是本片兩位主角塑造的基石之一，桂美在片中是一位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家庭主婦，每次家庭遇到困境，都是她在努力尋求解決方法，而反觀侯永年，他的存在更加突出了家庭中丈夫位置的缺失與空白，故事用了不同的情節來說明這一點：暴雨淹房夜是侯家遭遇的能被鏡頭直觀體現出的危機，而在這個場景中，侯永年的不在場表現出了他的顯性缺位；丢掉飯碗、工作遇到困境時，多是桂美思變，此時侯隻是單純的順從，不僅無法提出建設性建議，還時不時潑冷水與冷嘲熱諷，這是男性作為“家庭頂梁柱”的隐性缺位。

顯然，桂美在片中的形象是一個有悖中國傳統家庭即“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存在，一方面，它體現了在那個年代女性對中國傳統家庭束縛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故事的平凡性與普适性，它呈現出了一個與傳統觀念截然相反、卻又相當普遍的家庭模式狀況，也包含着對一部分男性的批判。電影拍攝于1985年，原著小說中的故事發生時間顯然還要早上幾十年，但時至今日，時代雖在進步，影片中體現出的情況卻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甚至仍然在當今社會普遍存在，因此電影中叙述的故事放到今日，也還是有着一定的現實意義。

這樣的主題也在接近結尾時從正芳的口中問出，“為什麼要忍的總是女性？”導演對這個議題在影片中選擇了點到為止，這樣的大團圓結局設置意味着桂美辛勞的一生得到的是子孫滿堂的家庭和與往事和解的态度，這也體現出了張毅作為導演對中國傳統觀念的一種褒揚——仁、義、孝，以及善惡皆有報的觀念。綜合全片來看，桂美顯然是一位具有幾乎所有中華女性優秀品質的女性，然而，作為觀衆的我們，顯然會為桂美的處境和她最後的選擇感到不值，因此在這點上，我對結尾的處理持保留态度。不過，張毅顯然不如我們想象的天真，他在片中就埋下了他對這種模式會繼續延續而無法改善的憂慮：首先是桂美抓住小時候的長子與小兒子賭博，而他訓斥長子時，小兒子卻還在饒有興緻地觀察籌碼，這顯然是男主形象在兩位子代上的投射；到了結尾部分，正芳與桂美兒媳交談時，後者提到桂美的兒子“天天出去說是做事，也不見有什麼結果”，這是不是像極了開頭的侯永年？這些處理似乎在暗示，父親的一些陋習還會延遞給兒子們，而桂美言“大家都說正芳越來越像我”，也是母親的特性傳給女兒的表現，如此往複構成一個循環，即這樣的家庭境況與模式，在下一代也難以得到根本性改變。

雖然有着不少遺憾，但《我這樣過了一生》還是完成了它拍攝時想完成的基本任務，而輕快的剪輯節奏也讓它對觀衆而言十分友好。同時，它也具備了台灣電影的一大特點：平淡如水的生活感。兩個小時的電影中，生活就這樣緩慢地推進，偶有波瀾，但也穩步向前，就像一杯溫熱的茶，結束後仍有餘香彌漫。感謝大銀幕，給予我兩小時沉浸式的觀影體驗，影片結束，電影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