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一位無名刺客本可以成功刺秦，最終選擇不殺。影片将大部分篇幅都放在了另三位意欲刺秦的絕世高手殘劍飛雪長空如何助無名接近秦王的穿插上，以無名與秦王各自的視角複述三個版本虛虛實實的背景故事。在複述故事的過程中，無名刺秦的決心發生了轉變。叙事方式以簡易、并不喧鬧的羅生門式，發生在空阒的大殿之上秦王與無名兩人娴靜的談話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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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是個武俠迷，我一直沒有條件沒有時間去拍這樣的電影，正好現在打算拍了，所以我在三年以前就開始寫劇本，改了很多武俠小說，發現不理想，後來我們就決定自己寫。現在這個故事是我們自己寫的。”
——張藝謀 《英雄》紀錄片
《英雄》是一部概念電影。
張藝謀說，拍武俠片是每個中國男導演心裡的一種情懷，這也是他的一個夙願。籌備《英雄》之前，在嘗試改編過諸多小說之後，張團隊最終選擇重新起筆為影片寫一個新故事。也許與傳統武俠片根本的不同在于，對于《英雄》這部電影的構想，張藝謀把【理念】放在了一切【故事】的前面。“理想”，“信仰”等詞不斷被提及，被強調，這是一位不願意執着于私人恩怨情仇而想塑造更大格局的武俠導演。主角都是無人能敵的絕世高手，較量早已不限于武功，而是各種層次上不可名狀的大哲學辯論。個人的結局有好有壞，留給後世的卻難說，一山自比一山高。
抛了一個“英雄”的概念出來，荊轲刺秦這個耳熟能詳的故事樣貌就被導演給玩變了，變成了一道開放性答題。編劇說，這個故事可以置于中國曆史的任何朝代任何背景，選擇秦帝國隻是由于噱頭足，能吸引歐美市場，秦人尚黑，拍出來也好看。也就是說，人物的出身背景，故事的曆史背景，這些故事賴以維生的關鍵要素，都并非是首要的，當然，它們對厘清作品表達是有幫助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部電影并不是想講一個具體的故事，而是武俠寓言。沒有複雜的人物關系的糾纏，沒有吸引人注目的巧妙沖突事件，而是明确的人物定位——選擇——結局，幾條明晰的，彼此交叉牽引的概念線，娓娓道來，不急不慢，充滿力量和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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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能看到符号學在電影裡找到用武之地，用純顔色服飾去标注人物，純顔色畫幕濾鏡區分叙述場景。無名所述第一個版本的紅色僞故事，男歡女愛，戰争血腥，趙國人的忠烈都能找到解釋；秦王所猜第二個藍色的版本，很符合他心中憂郁理性，處心積慮謀劃的刺客形象；回憶中在無名之前，殘劍飛雪曾殺進過王宮，悟道的殘劍放過了秦王，綠色代表生機。
而白色，光的顔色，是所有顔色的集合。将光譜中三原色紅藍綠融合，也就是将前三個版本故事的虛虛實實拼在一塊兒，可以得到白色的故事。“把人想得太簡單了”，秦王與無名每講完各自的故事後都會得到對方提點這一句。白色出現在最後一個版本裡，這個版本是最真實的。真實的故事裡，人性是最複雜不可立判的。殘劍不再跟愛人同心同意，認為他們理所當然站在正義的一方，飛雪和無名刺殺秦王是為了心裡過不去的仇恨，換位他們自己的角度，仇恨是合理的，但是對于天下人來說，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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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學辯論也完全是東方式的，不似西方的哲學雄辯。大音希聲，無名與秦王所講故事，人物台詞都集盡精簡，少言寡語，犀利十足，極富暗示性，仿佛人隻有在面對選擇或是做了什麼的時候才會開口，至于感情，交給毫不掩飾的表情，交給說來就來的武打，交給五光十色的景。張一直強調的一種“禮儀感”，一句話，一個動作，甚至一個眼神都在完成人物對理想的祭祀。對俠客的道，無名可以以生命獻祭。其實取景敦煌荒漠，取景九寨溝等大場景并非隻是商業片因素的考量，而也是一種抒情的方式，東方意境最講究的是情景交融，景為情的外化，并非是所謂“空洞”一詞，反而在客觀的意象裡，虛無的情緒被實體化了，直白描繪人的心境，但并非是以引起觀衆共鳴的方式。
重寫意的《英雄》，甚至連故事中——無名是在哪一個瞬間決定放棄刺殺——這一核心動機轉變的原因，影片都沒有明确的交代，隻訴求于主人公不被人察覺的内心自省，并非迫于外力。或者說，為什麼轉變了，這個問題，導演丢了“天下”兩個字，給觀衆去思考。有意思的是，這種講述故事的方法，根本不是好萊塢式的，也不是商業片式的，因為西方的戲劇是闡釋性的，事件與動機如此一清二楚，是故事必不可少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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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講述故事的方法，是“不善叙事”的東方人會做的，在小說裡以詩抒情，在繪畫裡留白，不是拍得不好，而是根植于傳統文化的東方人獨有的拍電影的一種方式。
當然，電影本質上是叙事的。著名劇作家大師羅伯特·麥基在他闡述劇作原理的書籍《故事》裡将人的欲望分為兩種：不自覺欲望與自覺欲望。不自覺欲望總是更強烈、更持久，其根基一直紮進主人公的内心。當不自覺欲望驅動故事時，它将允許作者創造出一個更為複雜的人物，他可以不斷改變其自覺欲望。如果無名内心最深處的不自覺欲望就是天下太平，那麼他從以為刺殺秦王能使天下太平到認識到不殺才能真正的太平，繼而改變做法，就能說得通了。為天下刺秦，也為天下放棄刺秦。
這并不假大空，比起仇恨與殺戮，從幼時就飽受常年戰亂傷害的心更加渴望和平與安定是說得通的，何況他是鋤強扶弱的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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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鼻祖香港武俠片那種遠離廟堂的江湖恣意人情味道，張藝謀這個來自中國北方表面卻看起來文靜的導演，拍出來的電影顯然更具儒家式的莊重感。私人語境的确更容易成就藝術片，但弄不好也容易陷入鴛鴦蝴蝶式的陳情濫調。這些并不是真正區分藝術與商業的标尺。要說商業的話，其實《英雄》這部片子，它的娛樂性很低。在特定的時代下，先鋒派與商業是能夠做到統一的極緻的，看看《英雄》就是如此。
張藝謀的《英雄》，誕生于世紀之交，從導演想法的萌芽到電影開始籌備的那幾年裡，正是未來十幾年中國市場經濟勃起騰飛的前夜。文化動蕩之後至那時，中國内地電影市場走過五光十色的八九十年代：主旋律以外，摻雜着私人叙述的文藝片，邪典片，恐怖片，走過憑着一系列反映民族苦難的大作品而在國際上大放異彩的中國第五代導演，走過97年香港回歸後迅速沖擊大陸的香港影壇，走過97年中國人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在電影院看到國際商業大片《泰坦尼克号》。《英雄》承接了一個時代，開啟了一個時代。應該高興的是，中國第一部開創性的商業大片，是以如此極緻不妥協的，具有代表性的東方美學與東方内涵來呈現的，并且得到了西方的追捧。
電影是藝術的，電影也是世俗的。跨世紀大片标配的人力物力，跑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能使如此龐大的團隊運作起來，成品結構清晰精緻，一場武打戲以山水開鏡，以濺到人物臉上的一滴水收官，靜時極盡對稱，動時人物與鏡頭反向雙重移動，全片一個廢鏡頭都沒有，要是這個導演哪怕有一丁點兒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以上都是做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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