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赤貧等同于暴戾，描繪窮人靠訴諸其家庭史，病理，性格缺陷等是一種相當扁平且傲慢的手法。它也許脫胎自某種社會彌賽亞情結，将社會之症狀盡數歸咎于赤貧，非但根本不可促進共和，更隻能深化代議制民主的懶政陰影。
對于遊走于貧困線周圍的群體，阻礙其改善生活條件的并不是隻有（甚至這也并不是最重要的）社會序列上的歧視，而在于他們的系統性失語，而這又絕對是一個雙向的互動：民粹主義的視角僅渲染了他們被排除在政治議程之外，而赤貧者自己也由于天然又過度的“通透”，深知解決某項社會缺陷（例如本片中的身份證）不是充分條件，換言之，并不足以使他們的社會地位發生質的轉變，遂才對系統，議程，公職人員産生憤怒與排斥。
這絕不是在指責赤貧。該思考的不是他們反而是建制本身：他們真的需要付出尊嚴去染指這虛僞的“彌賽亞”嗎？他們現如今的存在與殘喘恰來自教育-市場-社保等勾稽出的體系之必然。他們生即為失敗者，是由于運行下去必須得有人充當失敗者。他們隻是比中産階級普遍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