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藍》常被解讀為一個關于從“不自由”到“自由”的故事,即朱莉通過發現丈夫的出軌行為,從而從失去至親的傷痛中解脫,最終直面生活。然而,這種诠釋講不可避免的使電影落入俗套,甚至将其建構在一個虛假命題之上——即朱莉由對逝去至親的美好回憶産生的“不自由”需要通過丈夫的出軌即對美好回憶本身背叛的來消解。因此,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诠釋這部電影:
在我看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藍》并非講述一個從“不自由”到“自由”的故事,而恰恰是一個從“自由”到“不自由”的過程,或者說,是從一種自由或不自由的臨界态,走向一種自由與不自由的混合态的過程。這是一個從否定、逃避和壓抑,到被迫面對的故事。
當我們設想自由時,或許腦海中冒出來能實現最大限度的自由的世界莫過于一個隻有“我”存在的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電影開篇的朱莉或許正處于這種極緻的自由狀态的變體當中—在她的世界中已經沒有任何外在的牽挂,任何人的存在也對她沒有了任何意義,也即沒有了任何束縛,通向絕對自由唯一的障礙似乎隻剩下她自己。當突破這個障礙時,便走向了哲學意義上的絕對的“自由人”。然而,這種絕對的自由似乎也意味着回歸絕對的虛無——對生命的否定,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的“死本能”。
然而,在自殺未果後的朱莉生的本能終究戰勝了死的本能。而這份生的欲望是将她推向“不自由”的第一步,同時也引發了此時兩種不能并存的力量的對抗。生之欲和逝去的痛苦間的拉鋸也随即展開,當她嘗試用回避、縱欲和肉體之痛來遮蔽回憶的傷痛時内心深處最大的創傷—女兒的逝去,始終是無法逃避的存在。當她殺死一窩剛出生的老鼠時,合理化并象征性地重複了失去女兒的痛苦,一種精神上對女兒回憶的“殺戮”。似乎在這一刻,她完全自由了。但這種自由終究是虛幻的,而打破這一虛幻的即是電視中丈夫于另一個女人的親密照片。
當看到丈夫與另一個女人的親密照片時,建立在生的欲望之上的第二層欲望随即拉開帷幕——對與丈夫美好回憶的“占有欲”,将他推向她不自由的第二步。帶着捍衛回憶的欲望,與丈夫的情婦見面,當看到對方戴着與丈夫送給她同樣的項鍊時,她意識到這個女人與自己承受着同樣的痛苦。而情婦腹中丈夫的孩子,則變成了丈夫生命的延續的某種象征。這種對存在的延續的欲望是将他推向不自由的第三步,也促使她将遺産留給未出世的孩子,并希望孩子能繼承丈夫的名字。
然而正是由于種種“不自由”的推動,朱莉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動力,幫助丈夫的好友完成丈夫的遺作。我們看到,似乎這些“不自由”的前身都源自于某種欲望,而這種欲望漸漸演變成了某種束縛,這束縛又變成了種種“不自由”成為了推動她繼續生活的動力和意義,對于這些束縛我想我更願用另外一個詞來稱呼它們——責任。至此,我們不禁要問:是否“不自由”才是生的動力,而“自由”反而成了某種對死亡的渴望?或許,生命的意義恰恰在于這些“不自由”的推動。所謂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那份輕或許隻存在于永恒的虛空之中。即自由以責任為鏡,與孤獨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