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過于投入表演，你将成為表演”：這位女演員就她和克裡斯蒂安·佩措爾德最新的電影如此反思到。
...葆拉·貝爾說過她一直在避免私人生活和排練角色間任何顯而易見的重疊。值得稱贊的是，她的表演中恰恰避免了個人痕迹：她邀請我們走入她扮演的角色所體驗的現實。出生在德國美因茨的貝爾從小就在演戲；十四歲就踏入第一部電影克裡斯·克勞斯(Chris Kraus)執導的《波爾日記》（The Poll Diaries，2010年)現場。僅僅幾年之後，就輪到她——在弗朗索瓦·歐容（François Ozon）的一戰電影《弗蘭茨》（Frantz, 2016）扮演年輕的寡婦——赢得了馬切洛·馬斯楚安尼獎[1]（Marcello Mastroianni Award），即使在相當傳統的浪漫劇的框架下，此種表演依然展示了貝爾淩駕劇本，微妙呈現角色内心世界的能力。
自那以後，她就一躍到最為人所知的電影圈子，包括和克裡斯蒂安·佩措爾德合作的三部電自那以後，就躍升到了她最為人所知的電影系列，即與克裡斯蒂安·佩措爾德合作的三部電影：《越境》（Transit，2018年);為她奪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的《溫蒂妮》（溫蒂妮，2020年）；和現在這部《紅色天空》。她表演過的角色與曆史（《越境》）和神話（《溫蒂妮》）有過勾結，但并未因這種關系而有所失色；在佩措爾德眼裡，這些文本和我們所處的現實間有不勞而獲的連續性。貝爾自然地融入這一風格，對展開的劇情作出反應，同時仍提供一個穩固的引力中心。繼佩茨爾德與尼娜·霍斯（Nina Hoss）長達十年的著名合作之後——其中包括他的國際出圈作品《芭芭拉》（Barbara，2012年）和《不死鳥》（Phoenix，2014年）——創作能量必然地随着新面孔而改變。貝爾充分利用了這種新鮮感：她明白一個手勢或一個眼神所能傳達情感的威力，但卻始終讓她的角色恒久地保持神秘感。這并不意味着需要解決的一個謎，而是表明電影隻能撓撓人的表面。尤其在《溫蒂妮》中，這産生了一種氛圍化、幽靈般的效果——仿佛她的角色被凍結在時間中，永恒地漫遊在地球上，與未解的問題搏鬥。
在《紅色天空》中，我們在見到貝爾飾演的角色娜蒂雅（Nadja）前就看到了她的蹤迹。當小說家萊昂（Leon，由托馬斯·舒伯特飾演）和他的攝影師朋友菲利克斯（Felix，由蘭斯頓·伊貝爾飾演）抵達波羅的海附近的一個夏季小屋時，他們發現了在一頓精緻晚餐派對後留下的未洗餐具和冷藏剩菜，還有一堆唱片和一張淩亂的床。對于長期心情不佳的萊昂來說，這簡直是歡迎驚喜的反面，他本來想呆在這隐居，以便修訂他的第二部小說《俱樂部三明治》（Club Sandwich）——一部名字長這樣的小說，從開頭就注定了失敗。從娜蒂雅第一次出現開始，她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是冷靜的、敏銳的、警覺的、好奇的。而萊昂則像烏龜一樣收縮到作家的矯飾中——主要是為了拖延時間而拒絕社交——娜蒂雅則走出到陽光下，對其他人敞開心扉，關注他們對世界的反應。但娜蒂雅也不僅僅是萊昂的反襯。貝爾以自信和堅實的方式演繹她，尋求與他人建立連接，而不是尋求認可。很明顯，她有一個遠遠超出電影邊界的完整人生——影片一開始她就已經在過這樣的生活——最好的了解她的方式就是簡單地去問，而不是假設，而萊昂事後才領悟到這點。
在六月，我和貝爾聊了她最初上台表演的記憶，感受《紅色天空》中海的能量，以及攝像機在不經意間會“殺死”你的原因。
...電影筆記：你從小就開始表演。這是如何開始的？
貝爾：當我們八歲出頭的時候，我學校裡最好的朋友參加了一個課後戲劇工作坊。我想，既然他們要去，他們大概每周要排練兩次，下午就沒空了。所以我也加入了他們。我和他們去了同一個工作坊，真的很有趣。因為那是一個舞蹈戲劇作品，所以沒人想扮演主角。我想，我都學了第一次試鏡的台詞，我能做這個；我會覺得很表演舒服。之後我就開始扮演主角了。
後來我們被邀請參加一個戲劇節，我當時想，哦，天哪，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得上台了。我真的非常、非常害怕……但我一上台，所有的恐懼就消失了。我有、很酷的服裝；我們的父母幫忙制作了它們，有巨大的羽毛，翅膀什麼的。我真的很喜歡跳舞和講故事。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時刻：我意識到當我講一個故事時，我感覺很不同的，而這是因為故事，而不是因為我。
快進到四年後：我們搬到了柏林，我想繼續表演，我真的很享受演出。然後我開始在柏林的一家歌舞劇院弗裡德裡希斯塔特·帕拉斯特（Friedrichstadt-Palast）表演，我認為那是歐洲最大的歌劇院。他們有一個龐大的兒童合唱團，從十二歲開始，我就參加了表演。演出非常專業的。我們每場演出台上都有150個小孩。那是被群體環繞的感覺，而不是獨自一人。
電影筆記：你還記得那些表演嗎？我總是對這樣的回憶感到驚奇——我想到的是青少年時期的怯場症，但也許在小學階段，這種情況是較少被理性化的。少了一些自我意識，多了一些遊戲的感覺。
貝爾：當我們在幼兒園玩耍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大院子和一個樹屋。這并不是一片森林——也許隻有六棵樹——但對我來說，那就像是森林。我們就像孩子們玩耍一樣：好，現在這些人是從森林裡來的，現在有人在攻擊我們。我一直很喜歡這樣做，快速地建立一個情境——我們是誰，發生了什麼——然後就開始玩。也許這就是孩子們所做的，發明一個幻想。我想成為誰，我能做什麼，我能不能飛……我想也許那種感覺就沒有停止。
所以，玩耍的樂趣轉化成了表演。當然，我覺得我需要學習東西，我需要了解這是如何專業地進行的。但這總是源于樂趣。不是因為我有一天想成為一個女演員，而更多地是因為我仍然喜歡它。而且，我身邊一直有讓我感到舒适的人，讓我容易專注。
就在我第一次表演之前，我們能通過幕布看到所有的人，他們在等待演出開始。但然後我們排成一行，手牽手，那種感覺就是，我做到了。一旦上台後，很多事都不記得了。更多的是，我現在正在給你講故事——也許你不喜歡這個故事，但我隻是在講故事。
電影筆記：你還是個青少年就出演了你的第一部電影《波爾日記》。聽你這樣描述觀衆的能量，從舞台表演轉到電影表演感覺很不同嗎？
貝爾：為我第一部電影負責選角的導演在學校裡看到了我；他們當時是在街頭選角。我當時14歲。當我們即将開始拍攝的時候，我就像，這裡都是些什麼人——我們不是隻需要攝像機和導演嗎？我真的對有多少員工感到困惑，就像，夥計們，你們在這裡幹什麼？[笑]我需要一點時間來适應這一點，适應房間裡會有30個人的想法。
但也許表演本身并沒有改變。當你在舞台上時，你需要讓風格變得更誇張一些，以填滿表演空間，并且需要更多的力量。對于攝像機來說，就是處在當下的時刻。對于這部電影，導演說，葆拉，你需要思考；攝像機能看出你在思考。我認為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什麼是電影表演。攝像機看到每一條紅外線。當鏡頭被推動，或者沒在原來的位置，或者你想強迫它，那你就完了。攝像機會“殺死”你。
...電影筆記: 那讓我想起了你與克裡斯蒂安·佩措爾德合作的電影。通過非常微小的行為和最輕微的表情細節來了解角色。你是怎麼開始與他一起工作的？
貝爾: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為了拍攝《越境》。我接到了西蒙娜·貝爾（Simone Bär）——這位不久前去世的偉大的選角導演——的電話。她是個了不起的人。她為我在弗朗索瓦·歐容執導的法國電影《弗蘭茨》中提供了咨詢。克裡斯蒂安當時正在幫助歐容處理電影的德文對話，他們給他看了一些我的戲份。所以西蒙娜給我打電話，說：“克裡斯蒂安·佩措爾德想見你。”但我沒有劇本，也不需要準備任何場景。我去了，他和選角導演就坐在一個大桌子旁邊。我們隻是在聊天……克裡斯蒂安問了我一些關于生活的問題，等等。30或40分鐘後，我們開始談論這部電影。最後，他說，“我會把劇本寄給你。我想讓你扮演瑪麗。”我當時就想，啊……！好吧。我以為我隻是來見他，我們有個愉快的對話。
從第一刻起，他就真正地信任我，并告訴我，“我喜歡你的作品，你不需要證明什麼；我隻是想和你一起工作。”克裡斯蒂安就是這樣的人。他不想把人帶到一個情境裡，然後說，“好吧，現在給我看看你有多好。”更多的是，“我知道你很棒，我還是喜歡你。我隻是想知道你是否仍然對這個角色或這些想法感興趣。”
電影筆記: 和他一起工作是什麼樣的體驗？我知道排練是他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貝爾: 一開始我不知道這個過程會是什麼樣的，所以我問了他。他說，“早上，我們會排練兩三個小時，不會早于8點開始，因為我認為演員們那時候會很累，那樣不好。所以我們開始得晚一點，排練一下，隻有導演和演員。我們排練到需要為止。你去化妝，他們準備布景，你再回來，我們拍一次，換鏡頭，再拍一次。然後下午我們就結束了。”我當時就想，“什麼？！怎麼可能？”所以通過《越境》，我發現了他的工作方式。也發現了電影對他意味着什麼，故事對他意味着什麼。他是如何看待角色的，以及他如何看待早期電影，他的電影教育。
和他一起工作真的很輕松，因為他是個非常好的人。我認為對于《紅色天空》來說，氛圍甚至更為輕松，因為他總是和團隊中相同的人一起工作。真正有這種克裡斯蒂安·佩措爾德的聯系。我們就像是五個演員。團隊規模不大，我們實際上隻有兩個主要布景，房子和海。還有一點在海濱大道和醫院……那真是一個非常好的時光，最好的意義上講，不覺得像在工作。我身邊都是非常好的人，演員們都很棒，我們有很多時間，沒有壓力。我一直都想這樣工作。我不想回去！[笑]
...電影筆記: 《紅色天空》雖然更為集中，但它比《越境》和《溫蒂妮》更像是一個整體作品。你和團隊是如何在片場達成正确的動态的？
貝爾: 在拍攝前的兩三周，克裡斯蒂安會和所有的演員見面，并去到每一個拍攝地點——在它真正成為電影布景之前的地點。作為一個團隊，我們去了森林裡的房子，然後去了波羅的海的海灘。在《溫蒂妮》和《越境》中我們也這樣做了。但尤其是在這裡，當我們去到海邊……對我來說，這改變了很多，因為那是一個完全屬于我們的海。我們是在一個相對私密的島嶼上拍攝的，所以那裡實際上沒有其他人。我忘了大自然所帶來的海洋影響有多大。這真的很重要：擁有這種氛圍，感受到海洋的能量。
所以我們在排練中建立了整個氛圍，并且形成了一個非常熟悉的團隊。在我迄今為止拍過的電影中，我認為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制作電影的方式非常像最終的電影。而且我喜歡發現托馬斯是如何演繹萊昂的；我沒料到會是這樣。我們在我18歲的時候就曾一起工作過，也就是很多年前。但我喜歡他在辦公室裡的工作方式，以及他的幽默感。
電影筆記: 娜蒂雅與你在《越境》和《溫蒂妮》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她沒有被神話或曆史的沉重所包圍。找到這種類型的角色或與不同情緒的電影中的角色是什麼感覺？正如你提到的，這裡也有更多與萊昂角色相關的輕松氛圍。
貝爾: 有時候，你對角色了解得越少，任務就越艱巨。所以配角其實是最大的挑戰。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解脫，因為你不需要負責整個故事情節，但同樣地，你也得不到太多信息。所以這全靠你去實現。一開始我對娜蒂雅的印象是，她是誰？但後來我想，忘了所有關于如何創造一個角色的問題吧。因為娜蒂雅的主要本質就是活在當下，信任當下，讓人們做自己，并不強迫他們滿足期望或實現目标。
因為我非常了解克裡斯蒂安，我足夠放松，足夠信任他，讓自己進入這種狀态，變得更加開放。我一直是個完美主義者，非常注重自己的準備工作。我曾參與電視劇《壞賬銀行》；節奏非常快，所以你需要知道結構，以及哪一場是之前的場景以及如何結束。我非常擅長準備角色的确切旅程。和克裡斯蒂安一起工作，我學會了信任這個過程，并更靈活地對待合作夥伴正在做什麼？今天在這個房子裡感覺如何？也許它和我之前想的完全不同，但我現在喜歡它，我想适應當下。
一開始，找到娜蒂雅确實讓我有些緊張。她非常成熟，但以一種很酷的方式；不讨厭，但很堅強……她幾乎是一切。這個人非常自在，對自己是誰非常滿意。當然，這讓我有點害怕：好吧……去演吧。[笑]也許因為我是跟随而非引導，所以娜蒂雅的這種能量就出現了，其餘的事情也随之發生。我認為當你過于依賴某些事情時，你的眼睛會閉上，你什麼都看不見了。娜蒂雅恰恰相反。關注萊昂有時候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娜蒂雅，因為她經常是相反的，帶來了不平衡。
電影筆記: 我很喜歡電影中的戶外晚餐場景，因為故事是通過角色們在處理彼此的新信息時相互看待來講述的。在其中一個場景裡，你朗誦了一首詩，即海因裡希·海涅（Henrich Heine）的《阿爾斯》。當你在創建角色時，你是如何處理預先存在的文本的——當你試圖弄清楚他們如何回應它，以及它揭示了他們什麼？
貝爾: 嗯，與《溫蒂妮》有類似的情況，當時我必須準備她寫的那個巨大的演講。你通過這樣了解到一些關于你角色的信息，讓你更接近她。那就是溫蒂妮的演講；這是她看待事情的方式。同樣地，關于這首詩，如果這是她最喜歡的詩，那麼它告訴我們什麼關于娜蒂雅呢？這首詩與她對愛的看法有什麼聯系，意味着什麼？我認為如果你在一開始就知道某人最喜歡的東西，你會覺得，我對你有了更好的了解。
但把這段文本帶到場景裡有點令人緊張。一旦你朗誦一首詩，就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節奏對嗎？它奏效嗎？是不是很無聊？或者突然覺得，好吧，我知道一些行，我要告訴你我的行……
電影筆記: 過于研究的方法。
貝爾: 沒錯。克裡斯蒂安提議事先過一遍台詞，但我不确定。也許最好不要這樣做，不要把它變成一種專業形式。娜蒂雅不是專業的（在朗誦詩歌方面），但這是她最喜歡的詩。也許它應該隻是……從她身上流露出來，她喜歡它的什麼。
有趣的是，我之前已經學過這首詩，并且很喜歡它，也思考過它很多。但當我把它朗誦給其他人聽時，它确實有了不同的氛圍。他們在劇本裡讀到過，但當你讀某樣東西和當你真正理解或發現某樣東西是不同的。然後我就想，哦，實際上，他們确實喜歡它。這首詩真的增加了力量。這真的很特别，因為我們現在不會大聲讀詩給彼此聽。但它們可以将生活的某些方面凝練為本質。
本文作者系Chloe Lizotte，轉自MUBI電影筆記。由Bergen在讀翻譯。
[1] 馬切洛·馬斯楚安尼獎（意大利語：Premio Marcello Mastroianni）是威尼斯電影節的正式獎項之一，1998年起頒發，名稱取自意大利男演員馬切洛·馬斯楚安尼，由該屆評審團從正式競賽單元中選出，用以表彰傑出的新晉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