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夢想中的瑞典：社會主義可能再次奏效的平行宇宙

Barbara Wurm（後面簡稱 BW）：首先恭喜你。這是你們的電影第一次在柏林電影節放映嗎?

Kim Ekberg（導演，後面簡稱 KE）：是的，确實是第一次。

BW：我們很高興你們的柏林之旅從“論壇”（Forum）單元開始。我想先問一下《DOGGERLAND》的起源。一部電影對你來說是在什麼時候成形的？想法在什麼時候變成了電影？

KE：這部電影是非常直覺式地完成的。我們開始拍攝時，隻知道我們想與哪些主要人物合作，以及我想用一個非常小的團隊來拍攝——事實上，整部電影隻有四個人參與拍攝。我們最先拍攝的是阿爾夫（John Holm 飾）和他的母親莫妮卡（Anita Holm 飾）去夏屋的那段旅程，這一段在影片的後半部分出現。我們當時沒有劇本。我們一起即興構想場景，嘗試不同的方式，因為演員都是非職業演員，我們想了解他們能做到什麼，什麼對他們來說是自然的。一開始，我以為這部電影會包含更多對白。他們之間有一種非常特别的交流方式——幾乎像是兩條平行對話同時發生，每個人都沿着自己的線索說話，但仍然在一起。這種狀态在電影中非常難以捕捉，尤其是在使用16毫米膠片拍攝時，你無法無限制地持續拍攝。所以我們逐漸形成了一種更為風格化的表達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我想拍一部關于母親對兒子人生選擇的擔憂的電影——或者更廣泛地說，是關于當代生活方式與期待的電影。

Igor Soukmanov（後面簡稱 IS）：在你的一封信中，你提到《DOGGERLAND》是在一個“本地的小泡泡”裡完成的。能否談談這個“泡泡”？關于社區、城市，以及電影誕生時的氛圍？

KE：電影是在諾爾雪平拍攝的，這是我的家鄉，盡管我現在住在斯德哥爾摩。諾爾雪平此前并沒有真正的電影制作傳統。最近成立了一個電影委員會，這使我能夠申請資金，也能在當地結識人。特别之處在于人們的開放态度——很多人并不是演員，卻願意參與其中。有些人，比如 John Holm、Roger Carlsson、Astrid Drettner，已經出現在我上一部電影《XXL》中。我喜歡回到同樣的面孔、名字與關系之中。這是一個謙遜的、幾乎帶有巴爾紮克式的宇宙，人物在不同故事中反複出現。我們的制片統籌、選角導演和場景協調人 Maria Lundström 認識諾爾雪平的每一個人、了解每一個地方。在這個電影宇宙的擴展中，她至關重要。

BW：所以角色是由演員自己塑造的嗎？

KE：是的，沒錯。他們不是在演自己，但也不完全是虛構的。通常他們從真實的自我出發，然後逐漸偏離。飾演阿夫的 John Holm 在成為我的電影演員之前，其實是一名布景師。

BW：這似乎也影響了電影中的空間與場景。

KE：非常影響。我們不做傳統意義上的布景設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給 John 安排額外的任務。我們就在真實的場所、真實的房間裡工作。有時我們隻是尋找感覺對的空間，然後電影本身會改變它們。現實中可能看起來很醜的東西，在銀幕上會突然顯得溫暖或親密。感覺就像電影本身輕微地改變了它記錄的世界。

IS：電影聚焦于一對母子。為什麼選擇這種關系？

KE：他們在現實中就是母子——Anita 和 John Holm——這一點立即引起了我的興趣。在之前的一次拍攝中，他們提到想合作一部電影，并提出了夏屋的設定。我喜歡這個想法，因為它符合我的工作方式：我從人開始，而不是從想法開始。我從角色開始。

IS：他們的故事中哪些來自現實，哪些是虛構的？

KE：是經過虛構處理的。許多想法源自他們的真實關系，或許是他們早年生活階段的縮影。John 很多年前表演過空竹（Diablo），并為了這部電影和一位真的朋友一起重新演繹了，他甚至和那個朋友一起巡演過。現實中，John 和 Anita 并不住在一起，他們的關系也不像電影中那麼沖突。真實的是他們的互動方式：他們在不同的頻率上運作，有各自的興趣，但又非常享受共處。

IS：片名《DOGGERLAND》有一種非常強烈、神秘的回響。它指的是一片史前陸地，一種北方的“亞特蘭蒂斯”。這個名字對你意味着什麼？

KE：最初，“Doggerland”的想法（石器時代有人居住、現已淹沒在北海之下的陸地）在電影中表現得更直白。母親在電視上看相關的紀錄片，在收音機裡聽相關内容，甚至對此有點着迷。這些素材最後沒留在成片裡，但我們保留了标題。現在這個标題更多是在隐喻層面起作用。電影在諾爾雪平拍攝，這是一座圍繞舊紡織工業和水道建立的城市。在開篇鏡頭中，部分地區看起來像一座被淹沒的城市，建築從水中浮現。諾爾雪平曾是一座強大的文化城市，但随着領導層向右翼轉向，文化（包括電影）的資金在我們拍攝時已被大幅削減。所以對我來說，這座城市開始感覺像一種沉沒的亞特蘭蒂斯——某些曾經存在、現在正在消失的東西。這種感覺成了電影的情感基礎。

BW：你認為這部電影具有政治性嗎？尤其是考慮到諾爾雪平的變遷。

KE：是的，但更多是在文化政治的意義上。長期以來，瑞典電影讓我感到非常狹隘，好像所有的電影都遵循同樣的語言和叙事規則。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些所謂的“非政治”電影也是高度意識形态化的，它們隻是想銷售某種産品，無論是自身還是某個品牌。我試圖遠離這種“講故事”的套路，創造一些更直接的東西。

IS：你還引入了一個關于 Kata Dahlström 的戲劇化片段，她是早期社會民主運動的人物。為什麼把她引入電影對你很重要？

KE：這既與諾爾雪平的曆史有關，也與瑞典的政治發展有關。電影開頭，阿爾夫遇到社會民主黨人在街頭競選。今天在瑞典有一種感覺，即社會民主主義出賣了它的許多理想，國家變得高度私有化，甚至在福利和文化等領域也是如此。我想讓這部電影存在于一個平行宇宙中，在那裡社會主義可能再次奏效——一個人們彼此更加友善、認為藝術很重要的世界。 Kata Dahlström 是女權運動的關鍵人物，她的社會主義思想比她的同志（如 Hjalmar Branting）要激進得多，所以回到那個原點感覺很自然。

BW：電影中還有一種強烈的包容感。

KE：是的。瑞典有一個古老的概念叫“人民之家”（ Folkhemmet, The People’s Home）——即社會應該成為每個人的家。《DOGGERLAND》在某種程度上想象了瑞典人曾經夢想中的社會：一個人們保持激情、文化至關重要、且每個人都能、也應該成為其中一部分的社會。

IS：你用 16mm 膠片拍攝了這部電影。能談談這個選擇嗎？

KE：我用同一台16毫米攝影機拍攝了好幾部電影。我是從 Gunnar Källström 那裡買的，他是一位老攝影師，在 20 世紀 70 和 80 年代拍攝了許多重要的瑞典紀錄片。這種紀錄片傳統是我主要的審美參考。從實踐上講，拍膠片會限制你——你不能無止境地拍攝。它迫使你接受第一條（Take），并擁抱偶然。我喜歡那種随機性；它感覺更接近捕捉已存在的東西，而不是強加一些人工痕迹。

Så går ett år - Tiden i Sjöbo (1988)暫無評分1988 / 瑞典 / 紀錄片 / Ebbe Gilbe Gunnar Källström Kjell Tunegård

BW：這種開放性也體現在光線運用上。

KE：是的。我自己拍攝——調度演員、構圖、處理光線與攝影——讓一切都感到互相關聯。有時你必須等待合适的光線，或者仔細計劃什麼時候拍什麼。但我并不遵循嚴格的概念化想法；更多是保持開放。

IS：感覺你的電影思維是從圖像而非文字開始的——從剪輯而非對話開始。叙事對你來說是如何形成的？

KE：故事的大部分是在剪輯過程中形成的。你經常會被有效的片段所驚訝；你認為重要的東西可能并不重要，而微小的瞬間會突然變得至關重要。我們分階段拍攝，因為每個人都有其他工作。在拍攝間隙，我會觀看素材，看缺了什麼。例如，拍完阿夫的空竹表演後，我意識到他的母親也需要一個身體動作——這導緻了曲棍球那場戲。對我來說，戲劇結構更多關乎能量，而非情節。

BW：音樂似乎也起到了很強的結構性作用。

KE：是的。團隊中的兩名成員 Michael Cedlind 和 Johannes Hagman 創作了音樂。拍攝期間他們就在現場——一個負責燈光，一個負責聲音——之後他們創作了音樂，就像為我的前作所做的那樣。我通常會要求一種情緒或功能，他們會發來多個版本。我常常使用早期的草稿，因為我喜歡音樂保持自然，而不是過度打磨。

BW：電影中有幾個時刻帶有明顯的元電影色彩：電影資料館、電影講座、看電影的行為本身。能多談談這個嗎？

KE：那個做講座的人是 Jan Lindqvist，一位廣泛使用 16mm 膠片拍攝的紀錄片導演。他在瑞典很有名，尤其是 60 年代那部關于斯德哥爾摩年輕浪蕩者的電影《他們稱我們為不和主流的人》。我們拍了一場他在 Filmhuset 電影資料館做的真實講座——那不是演出來的。我想把它放進去，因為電影資料館在我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我從未在瑞典電影中看到它被呈現。在某種程度上，那場講座成了電影中最具“紀錄性”的部分，也展示了電影是如何傳播文化的。

他們稱我們為不合主流的人 (1968)暫無評分1968 / 瑞典 / 紀錄片 / Stefan Jarl Jan Lindqvist / Kenneth 'Kenta' Gustafsson Gustav 'Stoffe' Sven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