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曉

來源: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

我們有多久沒有在電影院線看過羅馬尼亞電影了?

敲黑闆!羅馬尼亞導演加比·弗吉尼亞·薩爾加(Gabi Virginia Șarga)和加泰林·羅塔魯(Cătălin Rotaru)拍攝的長片處女作《醫者仁心》已在全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專線上映,這不啻是值得影迷們興奮的好消息。

它意味着久負盛名的“羅馬尼亞新浪潮”電影,終于登上國内藝術院線的銀幕。

與當年戈達爾們在法國被命名的經曆類似,“羅馬尼亞新浪潮”是由電影節評委和媒體影評人共同加冕的“名号”。

它指代着這樣一個現象,之前默默無聞的羅馬尼亞電影自2004年以來成為了國際電影節上的“暴發戶”——克裡斯提·普優(《無醫可靠》)、克裡斯蒂安·蒙吉(《四月、三周、兩天》)、 波藍波宇(《布加勒斯特東12:08》)、克裡斯蒂安·内梅斯庫(《加州夢想》)等新生代電影人不斷湧現,并持續在歐洲各大電影節收獲着各種重要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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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三周、兩天》劇照

“新浪潮”并不是有着明确的宣言和計劃的電影運動,捧回戛納電影節“金棕榈”獎的克裡斯蒂安·蒙吉就認為,是一群“趣味和願望相近”的年輕人,嘗試着拍出更接近當下的生活節奏、看上去“更真實”的電影。

改變現實的力量必然會作用于表達現實的電影。

上世紀80年代末改變了羅馬尼亞政治制度的“東歐劇變”,也在相當的程度上為今天的“新浪潮”塑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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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裡斯蒂安·蒙吉

在國有制片體制被摧毀的産業“廢墟”之上,依靠政府基金扶持的低成本預算拍片,催生了青年導演們一緻的現實主義/極簡主義美學風格。

“劇變”之前的社會主義曆史,或隐或現,一直存在于“新浪潮”的叙事之中,從直接的揭露清算,到作為現實背景的批判性反思,對那段曆史态度的微妙變化。

尤其是揭示其中“與官方叙述不同的面向”,建構出了一種意味悠長的,關于自身曆史與現實的新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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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會考》劇照

而此次公映的《醫者仁心》對中國觀衆具有相當的親和力。

它和近年來國内大熱的職業劇《醫者仁心》、電影《我不是藥神》、《送你一朵小紅花》、《滾蛋吧腫瘤君》等影視作品一樣,在醫院這個特殊的環境裡,聚焦于醫/患、生/死之間的矛盾與沖突。

如果說《我不是藥神》等影片,是以類型叙事的方式,以“向死而生”的故事贊美着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的話;《醫者仁心》的情緒要低沉一些,它講述了一起醫院中本不應該發生的醫療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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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加勒斯特的兒科醫生克裡斯蒂安博士完成了一台手術,因為醫院購買和使用不合格消毒劑,本應康複的小患者被細菌感染身亡。

出于醫生的職業道德,克裡斯蒂安要将僞劣産品逐出醫院,卻遭到了一連串的困境,最終屈從于現狀。

影片中實際設置了雙重的“死亡”,患者肉體的死亡和克裡斯蒂安職業道德的死亡,信奉救死扶傷的醫生為何成了默許殺人的幫兇?

通過這個“向生而死”的故事,影片讨論了羅馬尼亞現實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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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影片本來的直譯名《不可殺人》(《Sa nu ucizi》)更具有沖擊力,這是醫生起碼的職業道德,也是基督教世界中的“戒條”,它規定着人與人相處的世界中最基本的關系。

或者說,就是社會的公共道德,是所有社會成員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和認同的基本價值觀。

通過現實主義的手法,影片以類似“生活流”的叙事,再現了富于道德感的主人公如何在一個不道德的社會裡處處碰壁的過程,并由此展現出諸多的現實社會面向。

《醫者仁心》尖銳的批判性就表現在,一個醫生職業道德的消亡史,其實是一個社會公共道德的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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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現實社會的不道德之處就在于,它無法實現個體/階層之間有意義的對話,而不經過對話,就無法實現信息的傳遞和共識的達成。

克裡斯蒂安在與每個人的對話中,都存在着不同的“錯位”關系,要麼被突然的打斷、或者是教授的不由分說、或者是管理者的偷換概念(醫院經理對他的提問,就是無法回答的悖論“電車難題”)。

在一次次徒勞的自說自話之後,克裡斯蒂安哭笑交織,背得爛熟的陳述詞再也說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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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這一刻,他一直固守/笃信的職業身份/道德價值開始崩塌和質疑。

價值标準的混亂、道德規範的失序和人生意義的迷失,導演借克裡斯蒂安描繪了一張“現代性”帶來的社會危機圖。

它是羅馬尼亞現實社會的隐喻,在經曆了血腥和暴力“劇變”的之後,這個國家并沒有像曾經被許諾的那樣,變成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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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劇變”之前的曆史,成為了現實社會“隐匿”的參照物,它浮現在醫院同事伊萊的話語中。

當被質問為什麼面對“惡行”要緘默不語,伊萊承認,自己沒有切.格瓦拉的精神。

2005年克裡斯提·普優導演《無醫可靠》轟動了戛納,他那種全新的電影語言,包括手持攝影、長鏡頭、自然光、“一天一夜”的集中叙事以及生活化的台詞和表演等,成為了“新浪潮”電影拍攝的“語法”。

《醫者仁心》也延續了這種現實主義/極簡主義的鏡頭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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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醫可靠》劇照

值得一提的是,現實主義的鏡語并不意味着冗長和拖沓,現實主義并不排斥戲劇性的沖突,無非是表現沖突所遵守的是現實邏輯。

對能接受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和法國“新浪潮”的觀衆而言,《醫者仁心》沒有設置更高的觀影門檻。

手持攝影也并不意味着粗糙,對場面調度精準的掌控,是本片的又一亮點。

無論是克裡斯蒂安所處環境的逼仄,還是移動長鏡頭之後準确的對焦和蘊意豐富的構圖,影片的影像在紀實性和戲劇性之間達成了高超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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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影的過程難免讓人想起80年代的中國電影,也曾以“新民俗”的表達,“鐵屋子”的寓言,以自我“東方化”的姿态去博取電影節的關注。

“羅馬尼亞新浪潮”電影已經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但在本土市場票房尚不足5%的現實也讓人隐憂。

依靠國家的扶持能走多遠?孱弱的産業能支撐這股浪潮到多久?這些問題或許不隻是羅馬尼亞一個國家面對的難題,而是現實中整個歐洲藝術電影共同需要思考和解決的課題。

而唯一能讓人放心的,仍然還是影片的藝術質量:無論是摧枯拉朽的情感張力,亦或是導演精妙細膩的人性洞察——這讓影片在市場屬性之外,真正具備了傳世的價值。作為多年來少有的一部國内公映的羅馬尼亞電影,藝術片影迷們,歡迎您到大銀幕去感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