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舊的鮮有行駛聲的車道，也許曾經被卡車與煤塊的聲音籠罩着；那些空曠的灰蒙蒙的街道，曾經一定人頭攢動；如今隻有攝像機注意着的工業奇觀，曾經想必被這裡的數十萬百萬人共享着。那些工業的奇迹與它的殘忍、那曾經降臨在也許每個參與者頭上的無法追溯的時代災難，一同被埋進無人踏足的土裡了。
2008年，陶家渡有十萬人，現在隻有不到一萬人。攀煤電視台的屋頂上許多天線仍然伫立着，隻是它們不再發射信号，也早已沒有人收看。在攀煤總醫院的片區裡，為工人修建的網球場、闆球場已經雜草叢生，紅磚砌築的三四層高的宿舍裡還住着一兩戶人。我路過一個荒廢的浴池，爸爸告訴我以前來這裡洗澡的人在旁邊坡道上排起隊。這裡面寫着訂餐電話卻關着門的小餐館與大飯店，都曾經座無虛席。攀枝花永恒的陽光打在總醫院門診部與住院部的房子上，住院部的房間全都拉着窗簾，門診部的大廳裡有寥寥幾人。
我永遠都隻會說我的家鄉是攀枝花。我也不知道，這種魔力與曆史、與政治無關，但我總感覺到攀枝花對我的影響有一種異樣，是一種感到安全而吸引人的異樣。家附近新修的樓盤把我熱愛的一片晚霞風景攔腰擋斷，讓我感到有些難過與遺憾。類似的事情發生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地方。那種最世俗的想要事物全都保持不變的希望理所應當被打破，卻仍然殘留在視線與聽覺可及的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