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罪謀殺：科林尼案》從整體上散發出一種久違了的“經典劇情片”的氣質。圍繞一起兇殺案，以控方和辯方的法庭交鋒為故事線，塑造律師、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動機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後帶出頗具曆史深度的社會議題，完成主題升華，并留給人廣闊的思考空間，餘味袅袅。敏銳的觀衆自然會意識到，以上評價幾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題材經典電影：《刺殺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證人》、《大審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經典，自然各有其特色。而能與這些經典相提并論，本身已經是一份殊榮。
影片一開頭，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發過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驚訝直接切入嫌犯浴血，驚世駭俗地出現在酒店大堂。被“反轉反轉再反轉”的“詭叙”慣壞了的我一度猜測案發現場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營造懸疑氣氛。沒想到影片的氣質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現場最後揭曉，隻是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緒高潮。被酣暢淋漓的一段複仇戲“心靈馬殺雞”之後，我不禁反思，電影的劇情是否需要那麼多的“反轉”和“包袱”？我們是不是已經在“叙事資本主義”的邪路上走得太遠了？
所謂“叙事資本主義”是我發明的一個詞兒，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劇集）長度内塞進盡量多的信息、線索，制造重重“反轉”，以抓住觀衆的注意力。本來，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懸疑是劇情片的看家本領，不然既沒有恢宏的場面，也沒有激烈的奇觀，觀衆憑什麼盯着幾個演員從頭傻看到尾呢？像《控方證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憑戲劇性的反轉成就了一代經典。“反轉”本身并無原罪。可惜最近幾十年，為“反轉”而“反轉”的傾向愈演愈烈，為了讓觀衆張開驚呆的尊口，編劇們開始抛卻人物塑造、劇情合理性這些根本不顧，一味追求“分分鐘刺激”“秒秒鐘驚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時候連劇情前後都合不上。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請期待續集，隻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編導連基本的職業操守都棄若弊屣，實在令人齒冷。
在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謂的“高智商電影”，諸如《看不見的客人》、《海市蜃樓》、《網絡迷蹤》、《恐怖遊輪》等等。其中翹楚，當然是被影迷們奉為新晉大師的克裡斯托弗·諾蘭的作品。他的每一部片子，無論類型是科幻、戰争還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驚心的懸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訣之一。可就算是這些環環相扣、邏輯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來也是得不償失——将影片的主體“人”讓位給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兌換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種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實是一種可貴的品質，雖然已經遺落在我們的視野之外太久。觀衆們看完全片，記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種算計和迷宮裡的焦慮，而是清晰鮮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編劇所要表達的主旨。記得的是一個被戰争摧殘的家庭，幾個被剝奪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們令人一掬同情之淚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們為讨回公理、維持正義，不惜冒險犯難的浩然正氣。當看到小鎮暮色中攜手走遠的父子的背影時，多少感慨，令人無語凝噎。一種崇高的宣洩和升華噴湧而出，這正是好的藝術作品所應該達到的境界。遠非各種匠氣十足的“高智商電影”可比。
影片幾個主要人物的設定很有意思。一個意大利藍領謀殺了一個德國富翁，隐隐将我們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擔任辯護律師的律師來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對手是金發碧眼的前導師，曾參與制定庇護納粹餘孽的惡法。主角決裂了同樣美豔的金發富家戀人，雇傭了一個意大利太妹。所有這些設定，都帶着一點同情少數人群和邊緣族裔的左派立場，将社會進步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當然，傾向無所謂好壞，隻要考慮一下整個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獻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這堅若磐石的信仰自然會影響到各種藝術作品。
最後緻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蘭科·内羅，年輕影迷恐怕想不到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擁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曆。他最著名的銀幕形象是“姜戈”。沒錯，就是那個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倫蒂諾神魂颠倒，幾十年後還專門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緻敬的那個“姜戈”。雖然在大半時間裡他神色木然，可那隻是劇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曉，他的冷峻随回憶渙然冰釋，将一個童年因無心之失害死了父親，長大後不婚不育矢志複仇的“罪犯”内心豐富的層次一一诠釋出來。他出色的演繹證明了，“姜”确實是越老越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