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街娃兒》

娃兒之前叫《狂徒》,2017年上影節創投上,第一次在那麼多人面前聊這個稱不上故事的故事,虎哥在台下,胡子還沒白,我初生牛犢,驕傲得什麼都不為,想起來都害臊,那年我28歲。一轉場,電影拍完,它改了名字,因為後來上剪輯台,覺得自己連同角色跟"狂"不再相幹,名字是一位川籍導演起的,虎哥發微信給我說:街娃兒,怎麼樣?我猜,虎哥一定用一句話概括了這群人,川籍導演脫口而出。我想,街是很多人的世界,娃兒是不完全成熟的性命,回:就它了。

2019年6月1号殺青,兒童節跟娃兒也配套。

再一轉場,它要面世,距殺青已過四年,距提筆寫過去了七八年,實話實說,時間太長,我對它已經沒有太多感覺了,那些曾大半夜内心咆哮、感念、不安、反刍的碎片,自鳴得意的兩三萬字,以及跟這部電影有關的一切生活經驗,現在看,什麼都不算,又什麼都算。

我有一兩年真的很煩它,盼着結束,有時又覺得沉浸在一件漫長的事兒裡,時間過得慢點也挺好,我還專注在電影裡,那些生存的瑣碎也就不算什麼了,好像就是這樣一路逃避過來的。

電影是一個既要又要的東西,它生産方式的特性,總讓人"較勁",同時學着平衡,然後自洽,突然矛盾,不斷接近真我。幾年來從跟街娃兒的角色共生,到完全跳出來看待他們,細胞新陳代謝,機能和習慣改變,時間流逝,世界變化多端,陡然會自責做的事情毫無意義。

去電影節時,會羞愧解釋,這是我29歲拍的,無關我現在,努力跟它劃清界限,因為這麼多年以後,看街娃兒,真像我的某位故人拍的,滿了,勁兒使大了,過于嚴肅了。再低頭想,沒事兒,我那時候就是滿,就是勁兒大,就是不幽默,慚愧,卻無法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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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确是我不可回避的人生,甚至稱不上故事:一個穿花襯衫的瘸子愛他的青梅竹馬,為了她能屈能伸,他有個傻弟弟,老是進退兩難,為了活下去玩命,傻弟弟有個爹,總抱着個骨灰壇子,看什麼都不順眼,有個給人紋眉刺字的女人,還有個對她念念不忘的前夫,有隻飛蛾以為路燈是火,有個甲蟲像王八似的翻了蓋兒,路燈總是擋着星星,有一條江,一旦過去了就再也不想回來了,但沒人過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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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盡量把我相信的拍出來,再用記憶和印象去檢驗他們,他們很爛,很燦爛。

至此,要感念很多人,為娃兒付出過心思、體力,乃至矚目過或側目過它的長輩、恩師、同僚和戰友。

無論我對娃兒有多不滿意,或對創作方法多抱憾,我都不可否認它跟我一路作伴至今,身無分文時勸自己:沒事,它姓狂。終于在我狂心頓歇時,它要跟大家見面,也要跟我告别。

我記得勘景的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個三岔路口看到一隻三條腿的狗,它好奇地注視我們,我猜,它可能在想這幾個傻X,舉着個黑盒子對着路燈瞎比劃什麼呢,我看見它,開始尾随,它走進了一條長滿青苔的巷子,然後從黑暗裡沖出來狂吠,如同我們,如同我,如同瘸子,傻弟弟,女人,前夫,可能在它捍衛的黑暗裡,有一堆被我們叫做垃圾的東西,卻是它的一切,是無用之用。我當時想到電影裡的人物關系,趕緊寫下:"你走過我刺眼的命運,成了我的綠水青山"。我把當年寫的作為寄語,在離别時對街娃兒說,算恰當。娃兒給過我一股力量,陪我走過很長一段路,那鼓力量随時間消解,直到我可以由衷微笑分别,成了我的無用之用,又何必意義。

2023.5.18 嘉佐 寫于官宣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