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racie在生活中扮演一段“曠世絕戀”，以愛/天真之名牢牢控制了Joe以及孩子二十幾年。

在牢房的陰影下孕育新生命，迅速步入婚姻的殿堂，構築起中産階級夢寐以求的寬敞家園和理想生活，她以柔和的語調發出命令般的指令，用她的柔弱和淚水激發Joe的保護欲和愧疚感，這些都她情感操縱Joe的手段。

通過軟硬兼施的手法，她讓Joe從13歲起就無法也不願離開她，甚至讓他相信是他自己先引誘了她，錯誤在他不在她。在他們的關系中，她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站在了道德倫理的制高點。他們對于控制者與被控制者的角色早已習以為常，這種态度已是他們多年關系的本質。

她引導Joe相信：“如果我們不是真的相愛，又怎麼會在一起二十幾年”。她甚至策劃了Joe與Elizabeth的出軌，因為她深知心智未成熟的Joe一旦面對"成人世界的殘酷真相"，就會退縮，再次回到她身邊。這講是在孩子離家後，她用來繼續情感勒索Joe的籌碼。

在日常生活中，她對家人的無形控制令人窒息，而她本性暴露的一幕是，她手持獵槍瞄準獵物，獵物的生死完全掌握在她手中，她沉溺于那種碾壓式的殺戮所帶來的短暫甯靜之中。

這與她最初寫給Joe的信中的情感是一緻的。她以愛的名義進行控制和情感勒索，享受着明知這是犯罪、明知會引起輿論的軒然大波，卻還要裝作一切都是出于愛。這場自戀和冷靜的表演中，她是完全的勝利者。在看似走心傷痛的内心表白後，她甚至不忘提醒讓Joe看完銷毀那封信。

正如她在故事的尾聲所揭示的，她内心深處最渴望的，是安全感。這種需求貫穿了她的行為和決策，如同一條不變的主線。她通過控制他人，試圖在不穩定的世界中尋找一種虛假的穩定感。

2.Elizabeth的工作是要扮演Gracie，以藝術之名窺探隐私、勾引喬、勾引導演、甚至學習如何控制人

Elizabeth，同樣是一個控制欲極強的女性，她帶着預設的目标接近Gracie和Joe。她的目的并非追求真相，而是要獲取"一個36歲女性如何誘惑13歲男孩，以及如何平息内疚之情"的确鑿證據。她收集的照片、情書、信件，以及Joe的出軌行為，都是她的戰利品。

Joe的出軌，根本不是一場意外，而是Elizabeth精心策劃的，這是她研究的終極目标。她利用"年齡相仿"的借口拉近與Joe的關系，穿着性感，創造隐秘的獨處機會（比如一起看X光片），對Joe養蟲子的興趣表示欣賞，甚至利用和Joe妹妹相似的哮喘症狀并尋求他的幫助。她設計讓Joe出軌自己，是為了完成自己的角色體驗。

Elizabeth精妙地捕捉到了導演出軌的弱點，她挂斷電話時那一秒鐘内顯露出的輕蔑表情，清楚地表明她對對方并無愛意。這種不屑一顧的态度，讓她得以控制局面，使導演無法提出終止調研的要求。她的控制手法與Gracie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

在寵物店的模拟偷情場景中，她那得意的笑容，同時也反映出她自己内心深處的黑暗面。當她演繹着情書，仿佛Gracie的靈魂附體，她似乎獲得了某種至高的爽感，覺得自己完全參透了這個角色。

她以藝術的名義行使着控制，無視倫理和道德底線。和Gracie一樣，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藝術，正如Gracie是為了愛，在這些大旗下，所有的有違人倫或者基本道德準則的做法都應該被原諒。這不禁讓人思考：藝術真的可以超越道德的界限嗎？真的可以将Joe真實的人生，當作故事來工具化地利用嗎？

然而，她未曾預見的是，她所認為的真相，其實不過是虛假的幻象，如同鏡中月、水中花，虛無缥缈。最終，真正的掌控者Gracie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狠狠地打破了她的幻想。

3.兩個女性，一位是銀幕上的戲精，另一位則是生活中的戲精。一個在電影的虛構世界裡演繹角色，另一個在現實生活的舞台上扮演自我。從電影海報到影片中的各種象征性設置，我們不難發現這兩位女性宛如鏡像中的雙重身影。

一個女人幫另一個人化妝的一幕中，Elizabeth仿佛穿越了現實與虛構的界限，完全化身為Gracie。這一幕不僅展示了她們在表演上的相似性，更深刻地揭示了她們内在欲望和動機的共鳴。她們的表演欲望和動機在彼此間相互映射，互為補充，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共鳴。

在接受學校采訪時，Elizabeth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發起者的欲望、被關注帶來的渴望、以及周圍人欲望的阻礙，這三重疊加的情感體驗，最終轉化為了她在扮演中的快感。梅雪風老師的分析文章深入探讨了這一點，清晰地闡釋了兩位女性在"扮演"中所共享的快感機制。

除了彌補缺失的安全感、表演的快感外，不要忘了Gracie通過電視采訪赢得了名聲，利用她的收入購買了房産，并通過出售故事版權再次獲得了豐厚的名利。這個理由同樣鏡像Elizabeth，她的表演背後，不僅僅是對藝術表達的追求，同樣也包含了對名利的渴望。她的每一次演出，都是對自我價值的肯定，也是對社會認可的渴望。

然而，Elizabeth拙劣的模仿最終以失敗告終，正如《視與聽》雜志對該片的評論所指出的："這部影片強有力地揭露了媒體（包括電影）服務于社會的謊言機器這一事實。"這不僅是對Elizabeth模仿失敗的批判，更是對整個社會中媒體和藝術界道德底線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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