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如此遙遠，欲望被高度的滿足，科學把神秘的自然祛魅，敬畏讓人深感羞恥。你似乎得到古人渴求的一切，安逸、溫飽、秩序、自由，隻有激情不再，這使得一顆混沌的種子在你心裡成長。很多個夜晚你幻想着自己成為一個在十四世紀的草原馳騁的怯薛，用利箭貫穿獵物和人類的身體，在夜幕的大帳下和俺答們坐在篝火前分享肉食。驚醒時你才想起自己并不具備這樣的祖先，這種微妙的英雄主義幻想從你閱讀過的小說、看過的電影、曆史課上的白日夢中滲出，教唆你反思着兩點一線、小方差的生活。 危險呀！崇高呀！你的饑渴無法在現代社會中通過肉體搏殺獲得釋放，你再也不能喊什麼“為了神”、“殺死暴君”或者“為了革命”了，他們全都死了或者達成了，這個世界留給你建設和控制的隻有那些污垢和皮屑！于是它隻能發生内爆。

現代電影刻畫精神危機的技巧愈發娴熟，《搏擊俱樂部》作為一個該領域的代表作品，極其生動、細緻地描摹出了一個現代都市白領的精神流亡史。他擁有安穩的工作和舒适的公寓，有時間與财富讓其沉溺于宜家商品的消費狂歡，卻仍會在深夜感到空虛，遭受失眠折磨。這幅畫面正是我們上面講述的例子，也是福山所說“曆史終結”時代中“最後之人”的寫照。

“最後之人”概念源自尼采，指那種滿足于小康生活、沒有雄心壯志隻求溫飽安逸的庸俗人類。福山在冷戰結束後提出曆史終結論，斷言自由民主和消費資本主義将成為人類最終的政治經濟形态，人類由此進入不再有重大意識形态鬥争的終點狀态。 盡管“曆史終結論”在宏觀政治層面已備受質疑，但書中常被忽視的另一重要面向——“最後的人”，作為對現代性困境的深層預判，卻在現實中得到了精準印證，至今仍具備研究價值。 在他看來，現代西方社會的個人正是這種“最後的人”：享受和平與富足，不再為崇高理想奮鬥，對價值和信仰抱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福山認為：“現代人之所以是最後的人，是因為他已被曆史經驗所麻木，對價值的直接體驗已不抱可能性”。換言之，當下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豐富和個人自由，卻在精神層面留下了一個空洞。“曆史的終結将是非常悲哀的時代”，因為自由主義的核心存在一種“空虛” 。

《搏擊俱樂部》是一出關于中産階級男性激情被壓抑後的畸形爆發的戲劇。影片中的“搏擊俱樂部”地下拳擊會，是一群被文明秩序閹割了“雄性”之後的男人尋求重新确證自我的場所。主人公最初參加睾丸癌幸存者互助會時，那些失去睾丸（象征男性陽剛）的男人抱頭痛哭，他在柔弱的懷抱中找到片刻慰藉。這隐喻現代社會對男性原始攻擊性與冒險精神的消解。當著仍分裂出泰勒這一人格後，他才敢于打架、鬥毆、蔑視物質規則，仿佛重新激活了被閹割的雄性荷爾蒙。這種對于暴力和痛苦的迷戀實際上反映了中産階級對崇高缺席的不滿：當偉大的事業和獻身精神不再，唯有通過受傷流血的極端方式，他們才能感覺自己還活着，還具有某種超越平庸生活的意義。就像泰勒用堿液在主人公手上燒出的傷疤，那鑽心劇痛讓主人公重回現實，他喊出“這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刻”的瘋狂宣言，因為痛苦使他确認了真實存在。與此相對，那些商場櫥窗裡陳列的“完美身體”廣告反而隻是誘惑人的假象。

施米特的政治思想或許可用于解讀這種現象：自由主義追求用技術理性消弭一切真正的對抗性，把公共生活去政治化為溫和管理，使社會失去“決斷”和“敵我之分”。但人在本性上也許渴求真正的決斷與對抗，因為唯有通過直面生死的敵我鬥争，生命的尊嚴和激情才能彰顯。影片中男人們在搏擊中互為對手、以血肉相搏，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制造一個“敵人”以取代平淡生活的麻木。除了上一段中提到的直接通過鬥毆獲得的快感釋放以外，他們以拳頭和傷疤重建了兄弟情誼和自我認同，這種在酒吧地下室裡你來我往的肉搏，俨然成為他們追求真實和榮譽的儀式。

在當前的“太充足”時代，并沒有偉大戰争、沒有大蕭條。秩序與富足把人生壓成一條可預測的曲線，頭腦在恒溫箱裡緩慢缺氧，價值都被折算為舒适、效率、可管理的數據，并且沒有什麼值得你敬畏的東西，人便很難再相信“崇高”值得追求，連渴望都顯得可疑。施特勞斯也援引柏拉圖“豬圈之城”的隐喻，人們在小自由中被安置得妥帖，失去高貴德性與向上的尺度。在平等主義的暖流裡，卓越被懷疑、優劣被禁言，激情隻能轉入地下，以更扭曲的方式尋找出口；于是青年對庸俗現實的厭倦會被點燃，但若缺乏建設性的替代願景，它又極易滑向“消極的尼采主義”，反叛成為純粹破壞的快感。這毫無疑問成為共識，并且其去道德的性質讓其無比适合作為熒幕作品而展示，于是影片中，俱樂部成員聚集在一起，首先在地下室相互毆打，這象征“精彩的戰争遠勝于無聊的和平”的預演，在結束了這一秩序建構期後，他們便組織化地規劃和實踐遠超觀衆預期的犯罪活動。

随着劇情推進，主角的内心在扭曲的環境中走向精神分裂，他的第二人格逐漸取得主導，組織起“混亂計劃” ，試圖以恐怖破壞來對抗消費社會。這是一種意料之中的極端化，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認為，現代主體在符号秩序中總是分裂的，自我認同的構建伴随着一個“他者”的凝視和欲望的缺失。主人公所處的社會教會他通過消費和服從來定義自我，但這種外在認同無法滿足内在欲望，因而産生了人格裂變。泰勒其實是他潛意識中投射出的理想自我和欲望化身，那敢于反抗、縱情縱欲、無所畏懼的性格，恰是主人公平日壓抑的一切。可以說泰勒代表了主人公潛意識中的真實維度，那是被理性秩序排斥卻又揮之不去的欲望能量，這種能量催化主人公發現自己作為人的尊嚴在齒輪般的白領生活中消磨殆盡，誘導其走上了以自我破壞尋求重生的道路。他炸毀自己的公寓，以火焰洗禮來跟過去的物質身份訣别。這一刻，他完成了“占有還是存在”的抉擇，放棄對财産的依賴，用破釜沉舟的方式尋找存在的真實感。

然而可惜的是，泰勒帶領主人公最終走向的“解放”是虛妄的，且“執行壞了”。搏擊俱樂部最初以釋放個人壓抑為目的，漸漸異化為獨裁式的恐怖組織。成員們抛棄财産的拐杖後卻并未走向真正的獨立思考，而是集體陷入對強人領袖的盲從。這在對其中部分成員的特寫中體現出來，更是在後續主角公開拒斥自己身份時那微妙的表現中流露。這也正印證了施特勞斯對現代反自由主義思潮的批判：許多激進的“後自由主義”幻想者雖然痛恨最後之人的世界，卻并沒有可行的建設方案。如果組織對現狀的破壞沖動沒有清晰的價值引導，極易滑向虛無和極權。片中的計劃對成員去姓名化、絕對服從的要求，令人聯想起法西斯運動對個體主體性的抹殺，就像尼采原想超越“最後之人”、創造新人類，但20世紀的極權運動卻歪曲地實踐了“蔑視憐憫”“重估一切價值”等口号，将其引向毀滅之路。

影片以爆破金融大樓的戲劇性場景結束，以及主人公在一切發生後渾身赤裸的茫然：他殺死了自己心中的泰勒，卻也目睹城市陷入無政府混亂。這場景正如《極樂迪斯科》裡所形容的一樣——“你衣衫褴褛，不停旋轉，浩瀚而悲傷”。在崩塌的物質文明面前，他與瑪拉相擁，這種經典的“救贖一刻”作為其他任何普通電影的結局都已足夠，但放在這裡，隻會讓人腦海中不斷好奇“革命之後如何”。電影沒有給出明确答案，但其本身已經構成一個終極疑問：現代人究竟要如何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