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談的那場戀愛》：格律與電影時刻

文｜梓淳

《我談過的那場戀愛》，不知道大家第一次看到這個片名時是什麼感覺，反正我覺得這也太瑪麗蘇了吧？為什麼要取這樣的一個名字呢？或許又是一部俗套的愛情電影罷了。但我依然記得當初在影院看過後的心潮彭拜，并且潮湧翻騰至今；在流媒體平台重顧後，我依然不變觀點，這就是近年來華語電影中，最具備作者靈氣與作者特質的電影之一，因此想用文字勾勒它本有的光輝，試圖在這既迅捷又海量的現在，濺起微不足道的漣漪。

這部電影雖然是一部愛情電影，但這樣的通俗的題材能不能拍好或寫好，反而是作者的本事。而這部電影其實有着很鮮明的特質，那就是格律感。

說起格律是想起音樂還是詩詞呢？其實我認為，電影本身也是一本關于格律的藝術，就形式而言，它在一段完整的時間而完整的呈現，并且依靠畫面完成叙事任務，有着一套完善的視聽規則或邏輯。就好比說詩詞，詩有七言律詩，詞有上下阙，最重要的是意象的運用，這與畫面叙事的底層邏輯驚人的相似。我覺得正是因此，我們讀“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顔色。”或“衆裡尋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時，我們情緒的波動，其實正是來源于這種畫面叙事的魅力。它可以表達一種絕色，又或表達一種錯過和巧合，但總之，這樣的信息傳遞是極其震撼的。

這也是我為什麼喜歡這部電影的重要原因，我在其中能看到這樣的氣質。本片的導演和編劇正是以這樣的氣質，讓這樣一個愛情電影顯得不同。這其實讓我想起PTA的《私戀失調》，這部助PTA拿下戛納最佳導演的影片，也是在導演技法和劇本精巧的加持下，而變得清醒脫俗，又那麼巧都是關于詐騙的愛情故事。在觀影過程中，我甚至在想導演編劇會不會就是PTA的粉絲，因為詐騙團夥的塑造，甚至有《不羁夜》的影子，這麼看，影片中的作者氣質原來也有先驅者的鼓勵。


上文提到了《青玉案.元夕》是因為影片的最後一幕，就頗有這樣的氣質。最終定格在了兩位主角的錯過又恰巧的對視上。同時，影片中的格律感當然不止這一處，甚至說，這不過是影片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組。又例如，影片中關于餘笑琴亡夫的一笑的這個懸念，在影片中就有一處很精彩的互文。原來當時餘笑琴氣憤地丢下花盆并咒罵前夫的生死時，前夫想的其實是，當初他們在劄幌，同樣的位置關系以及同樣的動作形式，甚至是同樣的話語，但卻是甜蜜的回憶，因為是不一樣的情緒基調。這就頗有樂景襯哀情的既視感，餘秀琴越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她越會因為亡夫就此别過而感到悲傷，觀衆也更容易感到惋惜。而這也是一種格律上的，對稱、對仗感。

此外，在這場與亡夫的訣别戲，也真是看到讓人拍案叫絕，一處非常清晰明了，而且質感讨人的鏡頭，角色都穿着淺色的衣服，背景的窗也依然是白色的，橫在他們中間的是顔色較重的綠窗簾。而在餘笑琴提出為了體面的、假潇灑擁抱後，角色哪怕是做出了行動，也依然沒能就畫面上掙脫框架式構圖的束縛，這就是畫面叙事與文本叙事的結果，在我看來，非常的漂亮。

我之所以将其歸類于格律感，是因為格律這個詞本身就意味着，詩詞曲賦的規則與格式，而電影是靠鏡頭呈現的藝術，它不同于戲劇依靠演員的肢體去表意，鏡頭涵蓋着前景和背景，裡面的元素都應該具備有機的功能。這部電影就有極其明顯的視聽意識，這樣工整的視聽劇作下，是對人之常情最涓流式的關懷，因此也誕生了不少的電影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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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到這部電影的片名，其實“那場談過的戀愛”，就是指代女主餘笑琴在中的詐騙事件。她最終将其定義為談了一場戀愛，而不是詐騙事件，導演編劇也創造了充足的鋪墊伏筆。在那場與亡夫的訣别戲中，她被亡夫形容成一個極其冷漠的人，她身着的襯衫也是前白後藍的顔色設計，并且她醫生的職業似乎也暗示着她絕對理性的需要。然而，她經曆的這麼一場love lies（直譯為愛的謊言，本片的英文譯名），這層冷漠極緻的心卻因此回溫。沒有這場謊言，她不會重返劄幌，找回故事的序章并解開心中的疑慮，同時，她也的确得到了男主在謊言包裝下的關懷。

看過本片後，不難發現餘笑琴其實是一個極其孤獨的女性，她享有名譽、地位、金錢，但是身邊是空無一人的。唯一的一個不靠譜的閨蜜，她也因為這份唯一而選擇忽視其中的極其不靠譜。這種不靠譜也加深了劇作的邏輯，解釋了餘笑琴為什麼會越陷越深，因為她和他的身邊都沒有緊急聯絡人，他們本質上都是親密關系裡的邊緣人，需要這樣一層謊言去實現情感上的需求。

就最終的結果而言，簡直太柔軟，太溫柔了。女主餘笑琴和男主李祖偉，雖是忘年，雖從未正式謀面，但他們都不知不覺間成就了彼此的成長。餘笑琴一定程度上被這個謊言治愈了一點或說走出來了一點，而李祖偉也不再迷茫，明白了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就連謊言的泡泡被捅破之時，也不曾殘酷過，依然是通過一種“巧合的錯過”，讓餘秀琴沒有直接聽李祖偉講述真相，而是通過同一環境下的同一音樂來源，完成了餘秀琴的後知後覺。這其實是何妙祺這位女性導演兼女性編劇，天生自帶的，對事物的一種柔軟，因此我們看得才會如此舒服。

我還記得當初在影院看完後，我有種深深的感悟就是，香港電影工業的基礎，其實留下了燦爛的寶藏。香港的文藝曆史決定了，他們本土創作者對于電影的熟悉度。我們還是會覺得說，電影就應該是這幅模樣的，因此我才反複提到格律感，即一種形式與規則。不是說電影就一定要這樣，而不得那樣。隻不過就像戲劇是因為通過演員的聲台形表實現表意，音樂通過音符旋律實現表意那樣，電影既名為電影，正是因為通過影像表意。因此電影創作者的創作自由，理應時刻圍繞着影像的創作而自由；他們當然也可以是更大展身手的，更創性的或更突破的，畢竟詩也不是隻有律師也有像《夢遊天姥吟留别》的自由詩。

綜上所述，像《我談的那場戀愛》這樣的電影，有着清晰的視聽思維和劇作巧思，我真的不舍得它不被人看見。香港電影工業留下的寶藏還在滋養他們的創作者，哪怕港片是逐日落幕的，但卻終有餘晖的。那麼像詩詞曲賦的寶藏，又何嘗不是現代創作者們的創作寶藏呢？“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