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一下的話要套後殖民話術，邊緣群體的獲得國家層面的承認不夠而催生了動亂和不滿，因為未能從正當合法的傳統路徑中獲得承認，邊緣群體隻能通過非正常的方式，如運動、暴力、反抗等重新發現自己的主體性，迫使國家機器承認自己的存在。

處于社會結構中的個人的權利是與所有人的權利所協調一緻的，每個人對于他人都具有社會團結義務，對彼此負有最低限度的義務的承諾。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中，公民權利義務的意識首先從個人和其他主體的相遇生發出來。孤獨的自我意識遭遇了其他主體，此前知識純粹認知性的問題轉變成了由“為生存和死亡而鬥争”構成的社會性故事。主體意識到他們彼此間的相互依賴就必定進入鬥争狀态。自我意識需要得到其他自我的承認，主體間的承認構成了獲得自我意識的先決條件。而承認在hegel的話語中是為了他者的利益而相應地限制某人自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欲望，由此完成了從欲望到被承認的跳躍。與主流的自由主義叙事不同，hegel的社群主義認為，自由王國作為一個公民自我實現的積極領域，讓一個公民能夠自由地對于自己的個性進行表達。如果每個人都具有這種權利，能在社會世界中主張自己的（實際上是由由國家保證的）存在，這反過來又成為實現個人自由的條件。他者形成了外在的客觀建制，個體之間的承認被推廣到涵蓋現代社會的制度性的實在的領域。然而，當一個社會将自己的組成部分限定在不充分的自由中，會出現相應的社會病态。

個體之間的平等互惠關系推移到個人與國家之間或者族群（利益團體）與國家之間的互惠關系時，就是國家層面上的承認。根據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理論，個人與國家對話、族群與國家對話的交往行為在合理程式内進行通常會減少摩擦，但是這種合理程式是以主體間的相互承認為前提的，承認未能達到，程序理性會崩塌，摩擦性矛盾随即爆發，即個體對于承認的需求性抗争、運動、暴力等非常規的手段展現出來。這一沖突爆發的合法性深植在法國民權運動的進程之中，早在1793年雅各賓派的《人與公民權宣言》中就有所體現，該宣言從反抗壓迫出發明确承認人民有“起義權”。

影片中主要體現的是互惠性的缺失——盡管少數族裔在巴黎的公共生活中承擔了相當大的勞動和并作為公共空間的一部分理應得到承認，然而少數族裔并未被賦予平等的權利和認可，并未真正被接納到法蘭西民族之中，沒有得到來自國家權力層面的承認，擁有的隻是和基層官僚之間的互動和群體内部的自認。騷亂和動蕩在長期不被承認的不平衡之下爆發，恰好是互惠性沒有得到踐行的體現——國家沒有對于個人的權利進行承認，個人因此擁有起義權。

身份的承認和認同：在影片的開頭，非裔少年伊薩在全法居民觀看世界杯奪冠的氛圍中感受到法蘭西公民這一身份的詢喚，感受到與姆巴佩作為有色族裔和片中的足球少年之間的聯系，甚至感受到與馬賽曲之間的情感聯系。然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公民是否包含來自舊殖民地的移民？開頭群情激昂的狂歡場面與之後的動亂與暴力産生了頗具諷刺意味的對位。移民從未得到承認，即使在國家可以利用移民個人的能力謀利之時也有深深的溝壑如文化、觀念、偏見阻攔。移民被視為闖入者、錯位者和不合時宜的人，他們的國家認同是否與白人一緻？想象的共同體，即原住民對于外來移民群體的承認可能僅僅在影片的開始也就是非裔足球運動員為法國的國家榮譽添彩時存在，或者從根本上來說，不同族裔之間的相互承認的“共同體”從未存在過。

不同層面的承認與自認和否認：maire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現是經由持種族主義觀點的白人警察之口、以諷刺的态度說出的，“巴黎的市長也是黑人”。然而很快鏡頭切換到市集中的畫面，白人警察盡管并不尊重作為黑人社區老大的maire，也不得不稱呼其名稱，并對maire對于黑人社群的有效管轄和公共空間中所處的地位進行承認。Maire在黑人社群中的廣泛影響力和自我族群的稱謂構成對于市長地位的自認。然而在搶奪儲存卡的沖突中，黑人社群與穆斯林社群和警方的決裂恰好又将此前表面上的脆弱承認撕裂開，白人警察“c'est moi， la loi”的宣告和穆斯林群體的對抗直接構成對于黑人社群掌權者地位的否認。

獅子作為意象代表什麼：幼年的獅子可以被人随意控制、撫摸而毫無反抗之力，但是一旦獅子成年就會成為無法控制的暴力源泉。小獅子是非裔少年伊薩以及群體的具象，也是暴力的具象化表達。平民在國家權力機器之下往往成為“經常沉默的、權力機器的目标”，然而當非暴力手段在失權者手中失靈，神聖暴力就會通過突然降臨來填補曆史的斷裂。

主體間的承認廣泛存在于家庭、社群和國家層面。影片沒有僅僅聚焦于街頭暴力本身，而是對于參與街頭暴力的個體所植根的土壤也有展現。手持國家機器之暴力的警察在家中也是父親、兒子，非裔少年在家中也會受到父母的冷遇。在市民社會層面，暴力的運用和政府的缺位也恰好是國家層面的失衡。“在一個個人有責任尊重比起的作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民主的法律共同體之外，個人也被卷入了多種形式的家庭和工作關系之中——這些關系正變得越來越危險——而在這些關系中，我們顯然獲得了我們自尊的其他面向。”對于一個新加入的群體，如果國家想要通過幹預去改善承認的條件，可能存在侵犯其他領域自主存在的條件的危險，這也是國家權力在巴黎郊區的運行處處掣肘的原因。

非正式權力的行使和主體性的重新發現：阿爾都塞的主體性論強調，個體隻有服從于一種實踐規則和為他們提供一種社會身份的角色歸屬的體系，才成為主體，也即能夠認識到他們的責任和權利的人。然而，這種對于順從于已經确立的行為預期體系的自我觀念的要求構成了對于社會支配的鞏固，影片國家權力對于少數族裔守法的要求恐怕也是對于公民順從與國家支配這一消除主體性的消極實踐之體現。相反，少數族裔等邊緣群體正是通過對于合法的、正方的的權力運行機制的突破或者說通過非正式權力的運作重新獲得了自己的主體性。巴黎郊區處于國家權力這一正式權力的邊緣，也是國家權力在具體行政單位上運行的細微觸角。然而在巴黎的93省，這一權力的運行并非想象中的暢通無阻，起碼在運行時是通過迂回的方式。非正式權力的運行是巴黎市郊的常态，國家權力通常以既強勢又妥協、既侵犯又回退的态度介入巴黎郊區的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從未在巴黎市郊這樣得到強烈的挑戰和不承認，但是又在迎面挑戰的過程中得到被動的強化和确認。說明主體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确實是互動形成的，承認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試探對方底線和不斷妥協的過程。

影片本身的站位和象征意義

影片并不是從中産上層學者的視角來審視法國的族裔和文化的斷裂，而是 以僞記錄片的形式，将視角在巴黎郊區的底層人民的不同群體上不斷切換，盡力客觀地反映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曆史的、殖民的、權力的、邊緣的區隔和撕扯。本片是左翼電影的一個代表作，也是後殖民電影的代表作，本質上是被壓迫的移民者對于自身所處的族裔中的記憶進行的傳遞。導演和參與其中的演員并沒有迎合精英階層和白左叙事對于一個受壓迫的族裔在幻想，而是以具備完全充足的主體性的态度探入到事件的發展、沖突和升級之中，盡力以個人的能力和能量來斡旋、調解以促進事情的解決，無論是否使用了合法還是非法的手段，是否使事情得到解決還是讓事态愈發脫離控制，都可以看到充分調動主體性而不是被動接受事情發生的努力。作為少數族裔，巴黎街區的黑人團體、穆斯林群體和吉普賽人群體在主流叙事中往往是被邊緣化和想象化的，需要西方父親般的維護其利益并加以管理。盡管從殖民統治下赢得獨立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移民的勞動極大支撐了整個社會運轉體系的底層，但是移民并未模糊明顯的種族界限。西方的權力仍然被謹慎地控制着，上到國家主政者，下到細微的社區層面的社會控制，異族人仍然被小心對待和隔離。

影片給我們呈現的恰好是權利與義務在個人與國家的承認層面的斷裂，但這并不意味着這一古老的“權利-責任”範式是失效的，這可能說明了在政治哲學和行動哲學之間，在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現實的斷裂。這或許是對國家層面的自上而下的權力機制的過度迷戀所造成的承認制度的單一化，并不是承認理論本身的問題。如果想要進一步理解甚至消弭影片中乃至現實社會中的斷裂和沖突，或許需要從非正式關系的相互承認，從族群、社區等碎片團體和交叉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承認理論。從2005年巴黎暴恐事件乃至發生在多個地區、多個民族文化圈層的沖突事件來看，政治權力通過廣泛的、零散的、去中心化或者多中心化的政府或民間的組織網絡來運作，這些前國家性的社會組織具有自身的道德原則并在國家權力下降之前就已經磨合運轉。社會正義的概念不僅應當遵從自上而下的國家機器的定義方式，而是根據相互承認的要求來界定的，而我們必須以曆史發展和已經制度化了的承認關系為出發點 ，識别業已存在的社會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