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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譚恩美：意外的回憶錄》（Amy Tan: Unintended Memoir）上映，影片由紀錄片導演詹姆斯·雷德福（James Redford）執導，該片是其生前執導的最後一部紀錄片，影片由PBS（美國公共電視網）制作，隸屬于“美國大師”（American Masters）。譚恩美在一條推特中說，傑米，即詹姆斯·雷德福，把膠卷寄給她征求同意的幾天後就去世了。看到紀錄片之後，譚恩美說她很驚訝，這些碎片展現了她成長至此的路徑。

紀錄片由采訪片段、生活紀事、資料圖片、動漫、錄像帶、演講會現場等等組成，譚恩美的丈夫盧·德馬特（Lou Dematte）、弟弟約翰、朋友桑迪·布雷姆納（Sandy Bremner），以及她的作家同行都留下了他們精彩的證詞。“譚恩美是我讀的第一位亞裔美國作家”，《摘金奇緣》（Crazy Rich Asians）作者關凱文（Kevin Kwan）在紀錄片中稱，譚恩美帶他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置身于彼時的情調和情感之中，她的《喜福會》诠釋了移民二代的心聲。伊莎貝爾·阿連德 (Isabel Allende)則表示，譚恩美的家族書寫正是她在拉美世界所體驗到的，作為同行，她非常理解并确信的是，譚恩美找到了一種解讀舊世界、屬于舊世界的密碼。“那些祖母就像我的祖母一樣，”阿連德說，“我認為，這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語言的讀者讀到恩美時的感受。”

并不令人驚訝的是，紀錄片大部分聚焦于譚恩美與其母親的故事，以及由此延伸的種種，其内裡正是譚恩美受母親的壓抑、她對母親的背離、她與母親的和解，這條兩代女性的愛與自由之路正是譚恩美及其藝術的原點。在紀錄片的一個動漫片段中，有個女人試圖從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的車上跳下來，這個女人就是譚恩美的母親，黛西(Daisy Li)，她一生中曾多次企圖自殺。她不僅僅把自殺挂在嘴邊，也如實做過。譚恩美很少賦予她的母親以某種形容詞，比如憂郁，她隻是講述她所經曆和感受到的。比如16歲那年，她的母親用一把切肉刀抵在她的脖子，威脅着要殺了她。她的母親擔心被詛咒，這似乎是一種傳統的思維方式，它根植于這位母親的意識之中，在丈夫和兒子逝世後，她總是陷入類似的想象之中，她一次次擔心被詛咒，擔心自己和兒女們會接着去世，她一次次拉着他們去醫院做檢查。到了晚年，她的母親患上了阿茲海默症，頭腦卻突然變得清醒，她非常清楚自己是誰，但怎麼也記不得自己為何住在這裡，發生了什麼，這個時期，她和譚恩美說了很多話。值得注意的是，導演詹姆斯在拍攝期間已經确診癌症晚期，他無意間更多地表現了譚恩美及其家庭的創傷故事。

與編輯丹尼爾·哈爾彭(Daniel Halpern)合作誕生的《往昔之始》（Where the Past Begins: A Writer's Memoir）更為詳細地記錄了譚恩美與母親的故事。小時候，譚恩美被母親強迫練琴。為了強迫女兒練琴，母親會用言語威脅，“我打死你”、“我殺了你”。“鋼琴課改變了父母對我的印象。我成了懶丫頭，因為我磨磨蹭蹭不願意坐到琴凳之上；我是個壞女孩，因為我在練琴時間上撒謊；我是個粗心大意的女孩，因為我彈奏失誤多次，還不用心去改；我是個不知道感恩的孩子，因為我沒有微笑着感激父母為了我享受音樂所做的犧牲……”譚恩美說。長大後，其中一個譚恩美化身為《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的作家女兒，在其中一個場景中，女兒對母親說，您總是期待又期待，而女兒我一次又一次辜負您的期待。母親對女兒說，不，是希望。在紀錄片中，母女兩人曾經造訪中國，不知道有誰拍下了影像，在一個片段裡，譚恩美坐在酒店的鋼琴前彈了起來，母親沖攝影機揮揮手，開心地聽她彈奏。

最重要的一個轉機發生在譚恩美十幾歲的時候。她的母親突然告訴她的兒子，她曾經結過婚，有一個虐待她的丈夫，還有三個留在中國的女兒。新的故事也由此開始了。母親的故事之多變，譚恩美在不同的場合及不同的版本裡都複述過。在《往昔之始》中，譚恩美寫道。“我猜她結婚時大概十八九歲。她形容自己當時幼稚而愚蠢。他出身書香門第，是島上第二大富家的長子。他還接受了飛行員訓練，社會地位堪比電影明星。母親說，他本該迎娶繼父家的長女。這場聯姻本是父母之命，是上流社會兩個豪門富戶的強強聯合。大家都對她說，這可是天賜良機，那個男人願意娶她是她的福分。”如你所感知到的，母親并不幸福，這位丈夫很風流，幾乎每晚都帶女人回家。“那個混蛋說，我應該跟她們睡一張床，”譚恩美的母親對她說，“你能想象嗎？我不答應，這讓他很生氣。他居然生氣？那我還不該氣死？”大多數時候，譚恩美的母親被當作工具使用，她被看作是他的财産，他可以随意折磨她，扇她耳光，每當她拒絕跟他做愛他就用槍抵着她的頭。

在接收母親故事的十多年後，譚恩美創作了《喜福會》。譚恩美的母親對她的寫作持歡迎态度，她是女兒的第一讀者。“你怎麼寫得出這些”，“你怎麼知道事情是怎麼繼續下去的”，母親會和女兒探讨，“好吧，講出這個故事吧”。讀到《喜福會》初稿後，譚恩美的母親說，“很好閱讀。”這是一個很高的評價。在一篇文章裡，譚恩美稱她的家庭成員知道他們被寫入了她的小說後，幾乎都很驕傲，特别是她的母親。母親對提出質疑的舅舅說，“她可以向世人述說我母親的遭遇—那是個無法抹去的污點。她可以昭告天下，這就是她改變過去的方式。”譚恩美的小說，似乎有意無意促成了與母親的和解，後來在罹患阿茲海默症後，她提及女兒，總是和作家與書籍聯系在一起。也由于那些故事，譚恩美似乎更依賴起了母親。譚恩美聲稱母親比任何人都清楚哪些情節是虛構，哪些是真實發生過的，以及故事靈感來源的事件和人物，她甚至宣布說，“她同時也是最先了解隐藏在這些故事背後的情感的人”。

與母親的聯誼推動着譚恩美的寫作。“我會想，還有什麼與母親一同逝去了呢？因此，書中的許多場景都在描述母親的記憶如何一點點失去。”譚恩美曾對《第一财經日報》表示，“讀者可能認為，書中某些細節是我編造的，但它們确是事實。母親要死了，做女兒的會從手上割一小塊肉下來燒成湯喂給母親喝，我外婆就曾這樣做。有人說‘妾’很過時，我的外祖母被逼成為人家的四姨太，她住在巨鹿路，後來在崇明島自殺，這是我認為重要的事情。”虛構裡愈發暗淡和幽深，現實裡愈發明亮和開闊。母親逝世前，她打電話說，“我知道我傷害了你……我做了可怕的事情。但現在我記不得做過什麼了……我隻想告訴你……我希望你能忘記，就像我已經忘記了一樣。”聽到這些話，譚恩美一刹那被治愈了，她相信她和母親都深深理解了對方。

裡裡外外的和解和通達，其實也是叙述的道路，或者說小說的自由之路。“我對中國的了解有限，但我的母親、外婆都出生在上海。我對此一無所知，所以我來到這裡，來了解我是誰，至少尋找一種感覺。來到中國以後，我又想了解更多。”多年以後，譚恩美追憶道。2008年，在《創意來自哪裡？》（Where does creativity hide?）的TED演講中，譚恩美對此有充足的解釋。“我在不同的季節裡去了三次，在這個貧窮的村莊裡，我開始對曆史，之前發生的事件，和人生的本質，什麼是讓你感到快樂的，你的儀式，你的傳統，我們和其他家庭産生關系的方式。我開始明白這樣的責任歸屬中，有它自己的正義。我也開始了解他們使用的儀式。一個二十九年沒用過的儀式：讓一個風水師送一些人乘着鬼馬進陰間。我們西方人會說：那不過是迷信。但在那裡待了一段時間，親眼見識這些神奇的事後，你會開始想，究竟是誰的信仰在運作，在決定事情的發生。我寫得越多，也就越相信這些信仰，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去真正接受這些信仰，因為這樣，故事才能真實。”

虛構是尋找真實的最好的方式之一，在大師課（Master Class）《教授虛構、記憶和想象力》（Teaches Fiction, Memory, and Imagination）中，譚恩美如是說道。小說的力量的确正在于它所提供的關于事物與感受的真相，這份真相的背後就是人。也由于真相本身，人和人才聯系了起來，作者和讀者才在故事中找到契合，讀者才能夠進入作者的内心，作者才能夠感受到讀者的思想。

她想找到潛意識藏匿的那些時刻。在一個訪談中，譚恩美如是說道，“潛意識裡的東西讓我成為一個小說家，一個對事情的原因有着無法滿足的渴望的人。”而這正是紀錄片所揭示的。在《母語》一文中，譚恩美展現了真實的由來。“小說給我創作場景的自由，在我或母親的人生中添加細節，改變一些東西，營造最适合說故事的方式—這是終級的舊物拍賣。在真正的喜福會聚會期間，我坐在屋裡一張破沙發上，在麻将桌旁聊八卦。我重現一個鄰居女孩在浴室被媽媽毒打發出慘叫的情景，并在多篇故事中加入我父母對我的期望：勤練琴技成為職業鋼琴家；要很美國地懂得抓住機會，又不失中國人的性格；嫁給一個慷慨、善良、臉上沒有雀斑的男人。”

在《喜福會》之後的寫作生涯裡，譚恩美發現了外婆，她是一位富商的四姨太，抽鴉片煙，英年早逝，甚至有可能做過妓女，但這隻是譚恩美的猜測。《接骨師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很大程度上就依賴這個故事。可以說，從頭到尾，譚恩美都是她真實的家庭故事的竊取者，而竊取本身便是虛構之真實的原因所在。“我從母親豐富的人生經驗中汲取很多栩栩如生的細節，像是她脖子上足以緻命的燙傷；她的外婆賦予她求生意志的智慧；我外婆從自己手臂割下一塊肉炖犧牲湯；母親小時候住在有石柱和圓形車道的西式豪宅，與繼父的衆多妻妾和繼姐妹同住；一名患有肺結核的親戚在咳血後，手指扶在碗緣，将湯遞給母親喝；母親與外婆同床而眠感覺到的溫暖慰借，蓋着最好的蠶絲被—這是今時今日所買不到的。”

往前追溯，譚恩美年輕時寫了一篇短篇小說，《栀子花》。故事講述了一個女子竭力想弄明白她的丈夫緣何驟然離世。故事的真實版本是，哥哥和父親的死亡，他們死後，譚恩美一家接受了很多鮮花，康乃馨、菊花、紫菀、栀子花，父親的牧師朋友也來祈禱奇迹發生。“吊唁之花不出一周便凋謝了，但我們仍留着，直到花瓣紛紛掉落，花莖逐漸腐爛，聞着就像死屍生命轉瞬即逝，你無法緊抓住它不放。這就是那些花的意義。”譚恩美在《往昔之始》中如是寫道。曾經，栀子花是人間最美的鮮花，馥郁芬芳，而今它們俨然屍體，如死人的手指般卷曲着，氣息令人作嘔，一如譚恩美的内心。

關于真實，譚恩美總是将其懸置到最高處，真實幾乎成了小說或者虛構的第一律。當你閱讀她的小說時，你會感受到令人窒息的真實，而後接受它，吸收它，成為它。真實是否是小說的第一律，自然是另一個問題，但這确實是譚恩美的文學的核心要義。《往昔之始》裡的這段講述便告訴我們，譚恩美是如何癡迷于真實的，“我也曾有過文思泉湧、充滿想象力的即興創作。我很清楚地體驗過這種感受。在創作每部小說時，無論是短篇還是長篇，這種感受至少都出現過一次。這種感受來臨時仿佛為我打開了意料之外的大門，使我能步入自己正在描述的場景。我完完全全地身臨其境，是旁觀者，是叙事者，是其他人物，也是讀者。我顯然正在創作，但不确知故事将如何發展。我并沒有在策劃下一步。我下筆時毫不猶豫，感覺像是在變魔術，而非運用邏輯。但邏輯事後告訴我，我的創作是自由不羁的，因為我已設定了條件，準許額外賦閑，不加幹涉。大部分時間、地點和叙事結構都已确立；沒有多少待定的，因為亦無多少内容可以略去。我餘下的工作就是講述将要發生的事，讓各種情感與張力成為驅動故事情節前進的動力。”

譚恩美不會不知道，這份真實在很大程度上隻是語言的魔力。在《喜福會》出版熱賣的那段時間，她花了大半年才讓自己相信，她以後就是作家了，在此之前，她從未想過以寫作來謀生，或者說過一輩子。現在，譚恩美相信自己是一個作家，一個永遠熱愛語言的人。她為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所迷，在《母語》中譚恩美表示，“我把大量時間用于思考語言的力量——它激起一種情感、一個視覺形象、一個複雜想法或一個簡單真理的方式。語言是我的職業的工具。而我全部使用它們——陪我成長的所有英語。”

譚恩美的語言多是日常語言，家庭聚會的閑談給了她很多啟發。譚恩美取消了名詞化形式、過去完成時、條件短語，回歸到語言的質樸形态。在一次婚禮中，譚恩美的母親說了以下這些話。“杜月笙像水果攤的生意。像在街上那種。他是杜，像杜中——但不是崇明島人。當地人叫浦東，河東邊，他屬于那邊當地人。那人想要杜中父親收養他，像成為自家人。杜中父親不是看不起他，但不怎樣當回事，直到那個人大得像成為一個黑手黨。現在是重要人物，不容易邀請到他。中國人的方式，隻是來表示敬意，不留下來吃飯。對大場面表示敬意，他露面。意思是很給面子。中國習慣。中國社交那樣子。如果太重要的人都不逗留太久。他來我的婚禮。我沒有看見他，我聽說，我去了男孩一邊，他們有青年會宴會。中國年齡我19歲。”

譚恩美對語言的熱愛顯然根植于家庭，根植于她的大雜燴語言世界，普通話、上海話、英語，每一種語言都有标準和不夠标準兩個版本。她常常模仿長輩說話，理解他們的風格，猜想他們語言的意圖。在大學期間，譚恩美學習語言學，關于語言演變，語言起源，等等。她的論文是《蒙古語和滿語-通古斯語的譜系分類創新方法之得失》，有26位語言學家批閱了論文，其中包括喬姆斯基。語言學的問題差一點扼殺了譚恩美對日常語言的熱愛。卡爾梅克語和瓦剌語是否有關聯，語言會根據元音是否和諧而自動分化，如是問題對語言表達本身有着驚人的摧毀力。當她用這樣的語言想象開始寫作小說的時候，她遭受了第一次阻礙，是母親拯救了她。

“可幸，由于一些我今天不會發生的理由，後來我決定我應為我要寫的故事假想一個讀者。而我決定的讀者是我的母親，因為這是些關于母親們的故事。因此．心中有了這個讀者，（事實上她的确讀過我的草稿）我開始用陪我長大的所有英語寫故事——我跟母親講的英語，由于沒有更好的稱呼，或許可形容為“簡單的”；她跟我講的英語，由于沒有更好的稱呼，或許可形容為“破碎的”；我翻譯的她的中國話，這無疑可形容為“大打折扣”的；還有我所想象的如果她能說流利英語時的話的翻譯，這是她内在的語言，我尋求保留它的精髓，但既不是英語的也不是中文的結構。我想捕捉語言能力測驗所無法揭示的：她的意圖，她的激情，她的形象，她講話的節奏和她思想的本質。”

（作者注：《母親》采用黃燦然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