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和《活着》裡的福貴在精神内核上極其相像，即使不是傻人有傻福，也至少是隻有愚者才能活到最後。福貴自始至終都沒有抱怨過國家，而阿甘本來在華盛頓紀念碑前有這個機會，也讓攪局的軍官把話筒給掐掉了。二人都是國家意志的拟人化造物。

愚者的命運不能以徹底的悲劇結尾，即使他們身邊的人屢遭不幸，他們自己也要毫發無傷地走到最後一刻，否則，國家意志所堅持的東西就會被推翻。

與此同時，阿甘和福貴不應有權利和能力去思考自身的命運，否則他們就會從純粹的國家意志之中剝離出來，變成一個獨立的個體。畢竟，隻有人才能思考，抽象化的意志是無法反省自身的。

既然這個意志需要道成肉身，才有辦法去說理，那麼它最好的代言人就該是一個隻會行動、無法自省的工具人。他們在創造曆史，且不能被曆史損害。一旦被損害，他們就無法對自身的傷口視若無睹，而不得不問出一個為什麼？

身邊的人被損害了是沒有關系的，因為他們自身的安然無恙就已經驗證了對于國家意志的純粹執行可以得到獎賞，即使這種獎賞是不真實的，寓言化的。

阿甘沒有美國夢，他隻能說他想這樣做便做了。同樣，福貴也隻能重複“活着的目的就是為了活着”這樣一句人生格言。他們對自身命運的合理性的論證都是同義反複的。

阿甘和福貴的自由意志已經和國家意志融為了一體，他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抽空。新造的人長什麼樣呢？一個是有着智力缺陷的癡呆，他很會行動，但這樣的行動并不出于本意，而是來自于一個個命令和祈求；另一個不是癡呆，但同樣有着極強的忍耐能力。他沒有阿甘那樣的積極成就，他的成就都是消極的，即以保全自我為出發點的成就，盡管這種自保，也并不是出于自我意志。

兩個新造的人，兩個被抽空的人，無論如何都談不上是勵志的，或者是揭示人生奧秘的。國家的曆史在他們身上一刻不停地發生着，他們就是國家曆史的本身，但與此同時，這個曆史的腦前額葉被切掉了，由此變得溫順，安分守己，人見人愛。

一個無法真正開口講述“自我”的主體，是無法讓你感受到真正辛辣的諷刺意味的，因為它都不會去主動暗示，自己實際上在遭遇什麼。阿甘沒有問過這個孩子是不是親生的，福貴也沒有多過問一句是誰把婦産科大夫給害得狼吞虎咽的。他們隻是接受，之後還是接受，再然後依舊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