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二戰期間鮑威爾的戰争片似乎也都有“抗德神劇”的意味，不過這一部片子的倫理意涵似乎更為值得玩味。
鮑威爾的《百戰将軍》通過一個英國軍官和德國軍官的交好往事（以及愛上了一個德國的女子）表達了一個非民族主義的、反叛的觀點：國家隻是為自己的利益而戰。但一個堅守英國紳士道德的老将軍被一個“無所不用其極”的年輕人給“策反”了，電影似乎通過編寫一個叙事回環式的将軍回憶錄還是為英國的“Nobel tradition”正名了。
一個長期在德國定居的人想要入境英國：原因是妻子死于戰争、而兩個兒子也都成為了納粹，他沒有在戰争爆發的第一時間選擇逃離國家而是八個月之後通過自己的信仰檢驗才決定離開，結果就被入境官阻止——這樣一個自私自利的軍官的設置呼籲了同盟國的團結
電影裡也給了慕尼黑的鏡頭，隐喻似乎是這樣的：這部影片在堅持抗戰的價值觀下，借由一個英國軍官的形象從曆史的角度批評了張伯倫政府實行的綏靖政策、以及給出了“政治不過是大國的利益，而軍人隻能是任由擺布的妻子，上層的軍官們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民族仇恨，交戰國雙方的高官或許有不錯的交情，人們都隻不過是在戰争的國家機器下成為身不由己的牽線木偶”——這樣表達反戰的思想并不像上一部把德國人描繪為純粹的惡棍，其實别具一格。
這部片子也仍然有保守思想的存在：沒有了女人和孩子的家還能是什麼呢？但或許不是一種保守思想，而是國家之所以重視家庭，就是因為在戰争中家庭是生産的最小也最有效率的單位，而國家由于調動軍力和部署之便建立起一個個家庭共同體，又在一次次戰争中殘忍地摧毀了他們，這何嘗不是一種諷刺？這個片子的進步之處就在于，這個身經百戰的将軍沒有像同時期的四五十年代的電影一樣，始終死闆地堅持專偶制、小家庭，他通過決鬥索要德國人的未婚妻，又在年老之後追求曾經的戀人，雖然仍屬于對精英階級的“紳士趣味”的弘揚，但的确對當時戰争意識形态下的保守話語做出了逆反。
但，這位風流将軍之後所有的心上人、乃至戰時雇傭的女司機都由同一位女演員黛博拉·蔻爾飾演，盡管叙事模式上打破了“亘古不變愛永恒、一生一世一雙人”的吸引力元素，但在呈現效果上仍然用宿命論的方式塑造了典型的英國式銀幕愛情。
最後嶄新的乃至有點背離傳統道德的戰争觀點在将軍被解職的時候出現了：将軍想用“紳士的”方式對納粹做出還擊，而法國人認為這樣隻會被納粹趕盡殺絕，隻有采取同樣兇惡殘忍的方式才能赢得戰争。而影片以折中的解決方式回應了這個倫理難題：将軍盡管高位不在，但仍然可以用豐富的戰争經驗指導地方軍，這樣的點子由酷似前戀的女司機“Jonny”提出，并收到了那位德國故人的褒獎。
縱觀整部電影裡由蔻爾飾演的四個女性角色，分别代表了都是富有學識、知書達理、具有挑戰精神，甚至具有一定政治大局意識和軍事才能；而縱觀鮑威爾所有的電影，無論是《紅菱豔》中不甘為男友和男老闆屈服的芭蕾女演員，還是《黑水仙》裡敢于直接面對自身欲望的修道院修女，還是《平步青雲》裡為了家國大局和飛行員男友的命運敢于面對未知、承擔責任并自我犧牲的美國女通訊員，鮑威爾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和當時的女性銀幕形象截然不同。
叙事也在這裡從回憶中跳脫，與開頭形成叙事的回環：原來這位果敢女司機的男友正是開頭冒失而自大的士兵，當女司機反對他用“納粹的手法”以牙還牙并且暗中襲擊老将軍的時候，在蔻爾靈巧活潑的追逐戲中，他碰到椅子暈倒了。雖然成功的方式荒誕而套路，但鮑威爾在前面鋪墊的疑問“究竟是抛棄還是堅守英國傳統”有了明顯的答案，也完美地體現了一把英式幽默的“出其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