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魚刺》創作手記
我出生在浙南沿海的一座小城市。這裡的人是改革開放的弄潮兒，自90年代起走南闖北，在全國甚至世界各地留下一本本生意經。我曾在巴黎的地鐵裡聽到過熟悉的鄉音。這裡的方言，哪怕是吳語片區的人也難以意會。據傳，在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這裡的戰士在祖國西南的邊境山頭，用鄉音作通訊的密語，立下了戰功。這裡的人好食海鮮，我記憶中，每年開漁後的魚市場如春運的車站，人頭攢動、熙熙攘攘。小時候，我跟在母親身後，在膠鞋和膠框接踵的繁忙景象中穿梭，為的是買到剛出水的梅童和白鲳。
對我來說，故鄉一直是那麼獨特，又無可取代的存在啊。所以，當我第一次有機會決定攝影機對準的地方，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它，故鄉，溫州瑞安。我的少年以及大半個青春期是在瑞安度過的。2020年，當我決定寫一部關于家庭和青春的劇本時，故鄉就成了一個無法繞過的主題。那裡，有我赤腳趕海爬過的堤壩，有我嗆着水撲騰過的遊泳館，有我放學下課跑過的螺旋型的樓梯。這些場景後來都出現在了電影《魚刺》裡。
我私以為，影像不能脫離于個體的生命體驗而獨立存在。事實上，這是一部從我身體裡長出來的電影。創作它的過程也是療愈自我的旅程。《魚刺》的主角李琪敏感而自尊的個性與青春期時的我極其相似。我曾是個害怕辜負别人期許的人。當在某方面表現得差強人意之時，我會把自己封閉起來，因為我害怕把薄弱的一面暴露給别人看。初高中時，一旦重要的考試成績不理想，我就有種天塌下來的感覺。如今回想起來，自然會覺得當時的心态小題大做了。但是，那時候世界多小啊，學校和家兩點一線基本構成了我世界的全部，一門功課不及格足以讓我的半個世界崩塌。我害怕的不僅僅是學業的失利，更害怕我成為父母眼裡不争氣的孩子。
這種心緒哪怕成年後，仍時不時冒出來，困擾着我。
我家族的親戚裡，有賣手機配件的、搞海産批發的、做汽車配件的還有當醫生做老師的，唯獨沒有拍電影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拍電影在我的家人眼裡意味着不務正業。以前逢年過節，在家庭聚會上，父母被問及我在做什麼工作時，他們會快速而含糊地說道，他搞影視的（似乎這幾個字很燙嘴）。有一次，一個遠親問我，聽你爸媽說你也在做餐飲啊。我聽完很懵，過了片刻反應過來，才知道他聽岔了，以為我是搞飲食的。我說我不是，我偶爾接些廣告（那段時間我在做廣告剪輯）。對方恍然大悟，說，噢，那我餐廳的戶外燈箱可以找你做嗎。
在我的家鄉，拍電影的稀缺程度可能不亞于當宇航員。可我恰恰就走上了這條極少人涉足的道路。回想起來，拍電影這個念頭已經伴随了我十幾年了。在我想要報考電影院校的時候，已經錯過了當年的藝考時間。大學四年，我在一所政法學院的英語系做着電影夢。我假借學習英語的名義，看了數百部英文字幕的外語片，其中有法國新浪潮電影、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新黑色電影、三大影節的獲獎電影等等。這些片子一度讓我躊躇滿志，但是，當我第一次拿起攝影機，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拍的片子不僅聲畫不同步，連畫幅都錯得一塌糊塗，輸出的畫面像個“回”字，上下左右都留着粗粗的黑邊，截掉了演員的半張臉，隻剩下一張嘴訴說着無奈和失敗。
後來，我意識到，拍電影是個動詞。隻有不停地拍，才能接近電影。在拍電影這件事情上，我或許挺愚笨的，一直在邊學習邊反省。我一直提醒自己切勿眼高手低。直到如今，我的創作依舊是半野生的狀态，每次拍攝依然會令我焦灼不安。好在我不再那麼害怕失利了。一部片子拍不好，那就拍下一部，不過分内耗。争取一切能夠實現拍攝的機會。我知道，拍電影這事對于新人來說可太不容易了。
2022年8月31日，是《魚刺》開機的日子。我記得那天的第一場戲，是李琪坐在靠窗的書桌前睡着了，窗外下着淅淅瀝瀝的雨。這是一場關于台風天的戲。我記憶裡的台風天，是學校停課，躲在家裡聽窗外呼呼的風聲。而在我們開機後的那幾天，台風的外圍風圈從浙南沿海擦過，似乎與電影中的現實形成了呼應。
電影裡，李琪時常去水族店看别人寄存在那兒的水母。而現實裡，我們美術組寄存在水族店的水母也常被詢問是否出售，而老闆的回答和電影裡一樣。還有件轶事是在殺青後的一年，我回到電影裡水族店的取景地補錄環境聲。老闆見我的第一句話是，欸，你今天來拍什麼呀。那一瞬間，我恍惚了，似乎這電影未曾殺青。
拍完這部電影，我常常在思考電影與現實的關系。安德烈·巴贊曾經表達過，人類拍攝電影是出于一種“木乃伊情節”。因為影像記錄了時間以及時間流逝所帶來的變化，電影的創作背後有着和古埃及人對于追求永生相似的動機。拍《魚刺》其實也是為了把那些已經過去的時光和記憶留存下來。換句話，我希望我的電影能夠再現生活的某種面貌。那麼，什麼是生活呢，我很贊同某位豆瓣網友的短評，生活就像剝燙手的皮皮蝦，為了吃飯要給它剝開，然後剝着剝着就不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