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說這是一部彌漫着品欽式偏執和曆史幽靈的政治驚悚寓言，但在對“美國神話”進行結構性祛魅過程中，哪怕僅是在前二十分鐘，我就已經感覺到PTA所希望在這部作品裡完成的對在後意識形态景觀中宏大革命鬥争與瑣碎日常戰争是如何在同一套黑色幽默邏輯下同構、循環的揭示呈現，說實話，其實讓我回想起了《絕望主婦》，且到最後，我并不認為做得比後者好。

這種比較可以先從它們共同采取的叙事系統開始：即将一個地理或生物學的基本單元——紫藤巷的社區或PTA電影中流亡的前激進左派家庭——抽象為一個微觀宇宙。在這個封閉系統内，所有外部世界的宏大撕裂（性别、階級、宗教、政治極化）都被内化、壓縮和畸變，推動叙事的永不休止。對于紫藤巷這個被緻力修剪至完美的郊區神話theme park，其叙事張力恰來自于完美表象與混亂内裡的持續搏殺。每扇緊閉的家門後都上演着對體面、家庭價值與中産階級規範（及其道德破産的抵抗）的日常戰争。而正是這種戰争的循環性構成了對“美國夢”永恒進步許諾的犬儒式反駁。PTA在《一戰再戰》裡則将這個“微觀宇宙”進一步原子化至家庭這一意識形态的生物學載體。革命理想本身演變成為了家庭創傷的根源、性政治的諷刺與日用品化了的意識形态（曾經的政治宣言被降格為“通關密語”，在新的庇護城市中成為一種複古的、半遺忘的文化符号）；革命理想的繼承也不再意味着莊嚴的火炬傳遞，而通過頹廢父親與反叛女兒間的性焦慮、代際創傷和黑色幽默式叛變來扭曲完成。家庭内部的愛恨、結盟與背叛，直接映射了外部世界宏大的意識形态角力，甚至以一種諷刺的方式替代了它。革命的失敗同樣不再是街壘上的鮮血，而淪為父親在餐桌上尴尬的沉默，以及女兒為自己混亂的私人生活辯護的無政府主義信條。

為此，PTA 進一步用寬畫幅與調度聚焦于前革命者父親的狼狽逃亡與對女兒的追尋，指向了宏大理想的滑稽衰落，并由此賦予了一種不相稱的曆史重量。但這種衰落卻是為曆史幽靈所迫的——這不僅意味着電影中的每一個偏執行為，都可追溯到一個“曆史的創傷原點”，電影中“戰争”（Battle）的語義也因此被局限于過去對當下的闖入、打斷與威脅，所提供的是對“舊有體制”及其失敗的批判。而這種批判在結構上是線性的、有起點的。另一方面，事實上，PTA也是如此制造影片中的時空錯位感。通過将原著故事的時代背景（裡根時代對60年代反文化的清算）帶入至當下持續的震蕩節奏，并借由“通關密語”與老派的追逐逃亡情節之類的疏離裝置營造出一種複古。

而另一方面，電影的核心叙事問題是“父親能否找到他的女兒？”以及“成為一個家庭究竟意味着什麼？”。PTA将革命置作背景與文化氛圍，最終主題仍然是人與其以情感為起點的抵抗方式。這種聚焦于“父女情”和“愛具體的人”的倫理劇轉向其實很濫情，也一定程度上稀釋了品欽式政治諷刺的系統性批判力量。更不用說當PTA把革命的本質簡化概括為“為愛而做的事”了，使得這個政治寓言盡管意圖挖掘一個曆史的廢墟，并以此揭示抵抗的循環和徒勞，但在終點處對愛與救贖的嘗試（盡管是扭曲的）卻仍暗示了線性曆史的悲歌。

而盡管在第一季，以及之後的許多情節中，紫藤巷的婦孺老少們都或多或少地同樣面對着各自過往對當下的騷擾，但她們的“戰争”更多是内在的常态，是維護階級地位、婚姻忠誠、鄰裡秘密的持續性鬥争。謀殺、謊言、通奸、秘密并非曆史的遺留，而是她們各自在當下的選擇。在呈現上，《絕望主婦》所植根的也是攝制、播出現時的郊區景觀和媒體倫理。通過對美國夢外衣下階級、種族、性别、道德的即時性與無休止撕裂瑣碎交織，并以其肥皂劇的“無限循環”和“高密度日常”證明戰争其實并非革命的遺留，而是未來的代價。日常在每個瑣碎的結局處都不留情地承諾了下一次更黑暗的背叛，提醒着與它的戰争毫無榮耀。如果說PTA試圖以一種史詩的沉重來承載家庭的輕浮，《絕望主婦》則用另一種輕巧彰顯了它的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