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塵暴》中的三個主要女性，劉盈盈、孫彩雲和程春，雖然各自的經曆不同，但人生的結局卻不約而同的都以悲劇結尾；雖然每個人的軌迹不同，但都想離開庫魯——這個曾經繁榮但今天已然凋敝敗落的貧困縣的目的卻不謀而合。

劉盈盈本該憑借優異的成績考入一所不錯的學校，然後留在省城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但最終卻為了幫他弟弟劉大福掩蓋殺人罪行不被王良揭露，并在他爹劉三成的軟硬兼施恩威并用下無奈做了屈服。相較之下，程春和孫彩雲就沒有劉盈盈那般“幸運”了，之所以說是“幸運”，是因為她們甚至不曾有過可以憑借知識實現階層躍遷的機會，盡管這個機會對于劉盈盈來說也是稍縱即逝的。于是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她們隻能選擇依附：一個處心積慮，攀附供熱站站長丁寶元；一個懷抱天真幻想，企圖依靠知識分子劉大福。

然而命運的諷刺又何其深刻。兩條看似不同的依附路徑，最終卻殊途同歸，雙雙墜入黑暗。孫彩雲機關算盡，反落得锒铛入獄；程春錯付一片真誠，不知道在多巴胺的作用下催生出的承諾何其脆弱，不堪一擊!竟被她企圖依靠的人失手誤殺!何其荒謬，又何其悲涼!

可以說，對于既沒有知識又沒有一技之長的孫、程來說，對于雖然有過可以憑知識走出去的機會的劉盈盈來說，對于都沒有一個體制内的“爹”利用特權鋪路的她們來說，想逃離這個被敲骨吸髓，隻富了少數人而留下一個苟延殘喘的軀殼的庫魯，留給她們的選擇似乎也就隻有兩條路了：要麼認命，就此沉淪；要麼依附，依附金錢，依附男人，依附任何一絲可能帶她們離開這絕望之地的渺茫幻影。她們的掙紮，是普通群衆在資源枯竭，上升通道阻塞的社會結構下無力回天的真實寫照。

孫彩雲和程春雖然都選擇了依附，但很難讓人對她們産生相同的看法和感受。不單因為程春的結局更為慘烈，也因為她還保留了勞動人民的些許可貴品質。她正義，看見作為陌生人的劉大福被混混欺負敢于上前喝止；她勤勞，為維持生計終日獨自擺攤，在結束了每天的勞作後，陪伴她的似乎也就隻有疲憊不堪的身軀和萬籁俱寂的冰冷街道。而這些更是與孫彩雲的飽食終日、遊手好閑、精于算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程春身上那點尚未被完全磨滅的勞動者的光，讓她的悲劇更增添了一份令人心痛的惋惜。

至于程春後來賣淫被抓，我也無意對她過多苛責。這讓我想起了在同一個時期被以“改革”之名下崗的國企工人們的遭遇。曾經的國家主人一夜之間墜落至社會最底層，任人欺侮，任人擺布。從1992到2002年，每年的下崗人數由1992的250萬人增加到1997年的1151萬人，後下降到2002年的618萬人，十年間共計下崗7601萬人。整整一代産業工人，被迫背負起“改革的陣痛”，付出了本不應該由他們承擔的慘痛代價，換來了國家GDP的高速增長和“先富們”的崛起。他們得到的隻是杯水車薪的補償，買斷工齡、失業、低保，還要被冠以不安定因素之名，更要直面生存無着，養老無望，醫療無保，子女教育無門的如山重壓。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崗位，身懷的技藝在曾經視之為家的工廠之外又幾乎無用武之地。于是自殺的男性工人，被迫從事性交易的女性工人便不計其數。而程春的遭遇，正是這數千萬被時代巨輪無情碾過的犧牲者命運的一個血淚縮影。她的“選擇”，又何嘗不是那場“陣痛”留下的、深入骨髓的社會創傷的一部分？

表面上，造成三人命運轉折的關鍵因素都與劉大福有關。程春直接因他失手殒命，劉盈盈在替他保守秘密的脅迫中無奈放棄了省城的前途；孫彩雲則為攫取丁寶元的财産而把劉大福的罪行攬到自己身上，因為她深信她腹中的胎兒會成為迫使丁寶元頂罪的要挾籌碼，而結果也确實如她所願。

實際上，是以集體經濟為依托的基層群衆性福利保障體系在其解體後也随之土崩瓦解，無數像庫魯這樣的地方便失去了最基礎的社會支撐。而更具有标志性意義的事件是1993年3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 ，該修正案将原憲法中所有“國營經濟”、“國營企業”的表述，統一修改為“國有經濟”、“國有企業”。這一字之差的修改，其含義卻有着天差地别!它絕非簡單的文字更替，而是在法律層面上完成了一次關鍵性的“正名”與切割。“國營”變“國有”，意味着所有權關系在法律語境中的根本性調整。國營企業，學名叫“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按照當下的股份制說法，全民是企業的全體股東，國家是企業的總經理。很顯然，企業不是總經理的，不能也不應該是總經理的。因為企業是全民的并非是國家的，所以不能叫“國有”。而全民所有制企業又不可能全民來經營，隻能是國家代為經營。所以全民所有制企業有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全體人民擁有企業的所有權而國家擁有經營權，這就是所謂的“國營企業”。修憲後的“國有企業”，則是把屬于全民對企業的所有權轉移到了國家手中，原本的經理成為了股東，而原本的股東也隻有名義上還是股東，全民所有制在此刻已經實質上退場，為後續一切埋下了伏筆。

從此，生産資料與勞動者之間那層曾經緊密的聯系被徹底斬斷，為庫魯的沉淪與程春們無處可逃的命運，鋪墊了冰冷的制度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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