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韓國社會現實主義題材大師，導演奉俊昊帶着他的作品 《寄生蟲》曆史般的斬獲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編劇，最佳外語，最佳影片。《寄生蟲》以人類最關注的上層與下層的階級對抗與互相寄生關系，巧妙的訴說了一個社會無可避免的矛盾。

而如今韓國另一位社會現實主義大師樸贊郁，這位指導過《老男孩》，《小姐》，《共同警備區》《分手的決心》， 并以使用黑色幽默與荒誕手法而著稱的導演，終于帶來了他的新作：

《無可奈何》

與之前的作品一樣，這部電影不僅深刻探讨了人性、暴力與社會不公。電影更加刻畫和講述了另一種矛盾：一個被社會系統抛棄的個體如何在極端的生存壓力下，将暴力對準與自己同階層的競争者。

最後還通過将現代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引入其中，為影片增添了新的張力與哲思，并隐隐的訴說新的思考，當人工智能的普及與控制來臨時，這将如何孕育新一輪的社會沖突與暴力？

在我看來，《選擇有罪》提出了一個既令人震驚又發人深省的命題：當社會變革的速度遠遠超過人類的适應能力，暴力與人性的扭曲是否也會迎來新一輪的演化？

1. 從《寄生蟲》到 《無可奈何》：階層沖突的轉變。

主角Man-soo（李秉憲飾）——一位在造紙廠工作25年的老員工——被公司無預警裁員。他不是罪人，也不是懶惰者，隻是系統裡的“多餘零件”。于是他在重新開始尋求工作後，做出可怕的決定：消滅自己的競争者。

Man-soo 決定“消除”未來可能成為他競争對手的人——這是一種極端形式的“内鬥”，不是貧富二元，而是“被邊緣化者”之間的傷害。從社會現實主義視角看，這種内鬥更危險，因為它削弱了“共同抗争系統”的可能，暴力被系統所誘發，再被同在體系裡的人實施。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Man-soo的妻子在通過觀察與調查丈夫後發現了丈夫除掉的埋在自家院子的競争者的屍體時，她驚訝之餘沒有恐慌，而是選擇了隐瞞，似乎在她看來，這一切是值得的，她理解丈夫的做法。或許這就是人性，當人們迫切的生存時，一切暴力都将合理化與被理解。當人性失去了最基本的對是非對錯的敬畏，這遠比暴力本身更可怕。

這不是誇張的戲劇，而是當代中産焦慮的極端投射——當階層上升的電梯停擺，我們開始在同一層互相撕扯。而我們我們理解暴力，最終我們認可暴力。

與奉俊昊的《寄生蟲》通過鮮明的階級對立，刻畫了貧富之間的尖銳沖突，樸贊郁在《選擇有罪》中所描繪的卻是一種更為複雜的社會矛盾：暴力不再是階級之間的對抗，而是同一階層個體之間的内耗。當個體因為社會系統的壓迫與邊緣化而陷入生存困境時，暴力的焦點逐漸從對外界的反抗，轉向了對同階層“競争者”的敵視與消耗

影片通過主角的悲劇性人物塑造，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命題：當外部的壓迫無法改變時，個體内部的競争将如何演變成無情的暴力。其主題在如今這個“職場焦慮＋技術替代”時代反而更具鈍刺力。

Man-soo 失業後，不僅失去了收入，更失去了“社會身份”。那種“被系統抛棄”的失重感，是現代社會最普遍卻最無聲的暴力。我們被教育要“努力”“守規則”，卻沒人告訴我們——規則可能随時被系統刷新。

正如影片那句刺痛人心的諷刺：

“We had no other choice.”
——公司高層的話，其實是體制的冷漠化身。

2. 荒誕與黑色幽默：無解矛盾前的最後姿态

面對如此龐大而精密的壓迫，社會現實主義大師樸贊郁沒有選擇聲嘶力竭的控訴，而是祭出了他的标志性武器：荒誕與黑色幽默。

電影中的角色可能會用極其精巧、甚至帶有儀式感的方式，去實施一場毫無意義的背叛。這種風格化的處理，并非為了消解嚴肅，恰恰是為了凸顯矛盾的深刻與無解。當理性無法解釋世界，荒誕就成了最真實的感受；當掙紮注定徒勞，苦笑就成了最後的尊嚴。

這是一種高級的批判——它不提供答案，而是通過讓觀衆發笑，然後瞬間意識到這笑聲背後的冰冷，來完成最深刻的自省：我們，不也正身處其中嗎？

3. AI的終局：新一輪沖突與暴力的孕育

影片更進一步，把矛盾推向“職場＋技術時代”的裂口。片中有明确鏡頭展示：裁員的理由不隻是 “效率低下”，而是 “我們把人工換成AI更劃算。”

暴力的失焦與異化：物理暴力可能失去對象。人們或許會轉而攻擊AI的實體象征——服務器、機器人，但這如同對着鏡子裡的幻影揮拳。暴力可能内化為更廣泛的社會性抑郁，或外洩為無差别的恐怖行為。

在這個系統中，系統或許會提供“全民基本收入”之類的“麻醉劑”，讓被淘汰的“無用階級”得以存活。但在這片生存焦慮被暫時安撫的沼澤裡，人們會為了虛拟的地位、娛樂的至高點、乃至更優越的“麻醉劑”配方，展開更加精細、更加毫無底線的内鬥。那時的暴力，将是完全無生産性的、純粹為确認自身存在感的瘋狂。

而系統成為唯一的“神”，最終，那個創造了一切矛盾卻又隐身其後的AI系統，将成為人類唯一需要面對卻又無法面對的“上帝”。所有的仇恨都無法指向它，所有的反抗都如同打在棉花上。這種“無可奈何”，是從社會層面上升到存在層面的終極困境。

4. 我們真的“沒得選”嗎？

影片的暗諷在于：當他說“我别無選擇”時，我們是否真的信了？還是說，這是系統預設的“話術”？

Man-soo “賣房子、換行業、降标準” 影片中指出：這些選擇被視為“退步”，于他而言比殺人更難。

這是對傳統觀念的挑戰：我們一直被灌輸“穩定工作＋體面家庭=成功”，一旦該公式被破壞，個人會覺得“失敗”甚至“罪惡”。

影片提醒我們：既然系統已擺明了“你無用”，那我們是否需要接受“無用”還是尋找反抗？反抗形式可能并非暴力，而是重新定義 “選擇”。


5. 為什麼這部電影比以往更敏感、更當下？
在我看來，因為它融合了三個維度：職場危機（社會結構），中産焦慮（階層内鬥），技術替代（時代轉折）。

它不再隻是“貧窮 vs 富有”，而是“過氣 vs 新貴”、“被淘汰體制 vs 系統化資本＋技術”。

它揭示了一個尴尬事實：在科技與資本主導時代，連“經驗”都可能貶值，這使得傳統觀念（“努力＋忠誠＝保住位置”）徹底崩塌。它不是慘烈，而是冷淡、機制化、似乎“必然”。


6. 我們該如何面向未來？《寄生蟲》為我們指出了一個需要改變的的結構，它寄望于人們的清醒。而《無可奈何》則描繪了這個結構在摧毀了向上的希望後，如何讓人們在水平方向上自我吞噬。

它告訴我們，最堅固的牢籠，不是有人拿着鑰匙站在門外，而是牢籠裡的我們，早已習慣了互相鎖住對方的鐐铐。

而結尾那無聲運轉的AI，則是一面來自未來的鏡子：如果我們今天無法解決人性的貪婪與制度的不公，那麼明天，我們賦予AI的，将不是一個更美好的烏托邦藍圖，而是一面完美複刻了我們所有弱點和矛盾的、放大無數倍的終極透鏡。

當我們被系統告知“你沒選擇”時，真正的問題也許是“系統早就替你做了選擇”。

面對AI和自動化的浪潮，焦慮不應隻是“我會失業嗎？”，而是“我還能在哪個位置，承擔什麼角色？”

中産不是安全堡壘，它或許正在變成“危機前線”。暴力不必是血肉橫飛，而是一種被剝奪感、焦慮感、身份感喪失的精神狀态。

我們或許不能全然拒絕技術進步，但需要問：技術進步以犧牲誰為代價？而我們，又是否有能力定義自己在變化中的位置？

不妨用這部電影去思考：制度、技術、身份三者的關系如何重塑我們的“選擇”？當“我要”變成“我沒得選”，那我們真正失去的，将不是“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