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惡”的邊界

作者說明：本文旨在分析影片所呈現的罪惡邏輯與記憶建構，不構成對任何曆史罪行及其相關意識形态的辯護或相對化處理。

觀看《約瑟夫·門格勒的消失》（Das Verschwinden des Josef Mengele）時，我最先想到的是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但随着叙事展開，影片所呈現的，似乎指向一種更主動、更自覺的惡。

影片以兩條時間線交織門格勒的後半生：一條是他在阿根廷與巴拉圭的藏匿流亡，一條是1977年在巴西與兒子羅爾夫的重逢。不同于依賴宏大場面的曆史叙事，這部電影将沖突聚焦在父子之間的對峙，讓曆史的暗流沿着私人關系的罅隙緩緩滲出。

當羅爾夫逼問父親是否承認罪行時，畫面從黑白驟然轉為彩色，畫幅縮窄，插入一段奧斯維辛的影像。平靜而低飽和的色調如同門格勒的主觀記憶——集中營在他心中近乎某種事業的高峰，是可以被回望甚至珍藏的高光時刻。

與全片克制的影調相比，這抹彩色顯得格外刺目。它既是一種扭曲的懷舊，也揭示了記憶如何淪為罪行與暴力的避難所，為其開脫。

然而，這樣的門格勒很難被簡單地歸入“平庸之惡”的範疇。阿倫特在耶路撒冷審判中所洞察到的，是官僚體制中判斷力的懸置——人在命令與程序的庇護下，将責任外包給制度，惡遂以一種去主體化的方式被履行。

艾希曼的可怕之處正在于這種空洞：他缺乏強烈的仇恨，也缺乏堅定的信念，有的隻是對程序的絕對依附。他的惡像體制運轉的副産品。離開那台機器，他或許隻是個循規蹈矩的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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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格勒始終攥着一套自洽的邏輯，從未停止為自己辯護。

Why are they persecuting me? I was a doctor, I saved lives.

他清楚自己做過什麼，卻否認那是罪。在他的叙述裡，醫生是職責，殘害是忠誠，暴行被粉飾為對德意志民族的守衛，被置換為“救治同胞”的另一種形式。為了維系這套叙述，語言被改寫，道德被重新命名，人性被系統性地剝離，棄如敝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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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喜歡這段台詞，我也是的。門格勒的時間仿佛永遠停在了奧斯維辛，停在第三帝國的統治餘晖裡，停在那段被他反複回望、于他而言近乎光輝的歲月中。他的戰争并未結束，而是在日複一日的重述中，固化為一種自我确認的記憶。他愈是執意證明自身的正當性，便愈對外界的審判心生憤怒。他所犯下的惡，已化作他賴以生存的養分，如影随形，貫穿餘生。


這絕不隻是平庸之惡。這是一種自覺而頑固的惡——明知其為惡，卻仍固守其中，自洽、偏執，且毫無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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