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詹姆斯·古恩執導的《超人》中反複出現了這樣的段落，萊克斯·盧瑟下達指令給他的技術人員，操機員們再迅速按照盧瑟的指示去操縱博拉維亞之錘/超霸（在影片後段反轉成僞超的角色）做出相應的動作對超人實施打擊，其效果顯著以至于影片開場我們就看到超人被重創到嘔血以及全身多處骨折的慘狀。這似乎可以看作《超人》全片的一個縮影，古恩所執行的方法與盧瑟無異，這是一部通篇被效用計算所統攝的電影，而在這一點上它與當下随處可見的短視頻等速食文化共享着同一邏輯核心 —— “有用”必須當即生效。
......當人們誇贊《超人》是一部善良、真摯的電影時，想必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古恩在恰當的時機抓住了“有用”的鏡頭。比如對準那些被超人及時救下的小動物好像就能合理化創作者對于生命一視同仁的博愛之心。可影片真的有确立出人物真實、情感真實及世界觀真實嗎？實際上這隻是“效用”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麻痹程序，是功利主義的可持續寫照。
...從影片内部來看，為了不至于落入人物真空、情感真空和世界觀真空等問題，也就是為避免使其成為一部懸浮的“真空電影”，古恩的“去真空化”解決方案則是采取“效用驅動”的手段。不管視覺上是否塑料，特技是否粗糙、質感是否輕浮（或許這些你也可以稱之為他的“風格”），更不管片中的世界觀是否成型、是否健全。先投機地置入一些嚴肅的、強烈的現實元素，那麼在這裡就是地緣政治的沖突。本片用賈漢普和博拉維亞兩國的争端來影射現實中的國際沖突，他不在乎你代入的是俄烏戰争、巴以沖突還是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幹預或是美墨邊境的問題。于導演而言，這些隻是可利用的調度工具，古恩在意的是“有用性”的合法權，而不在乎民衆的恐懼，不在乎人之痛。真正的痛苦與恐懼被抹殺了。這部電影就好像在開一個地獄級玩笑，不見其任何社會責任感。
...超人本身就是一個戰争遺孤，那麼這說的是移民身份，再比如超人類泛濫的威脅，這說的又是全球化危機。創作者先将其種種要素填充進他的文本，然後将其轉化為可消費的符号，這自然就會引起一種撕裂性的情緒煽動，場外的觀衆這個時候也不過是在消費政治正确的姿态。這麼做不僅可能擾動現實事件的漣漪，且這其中沒有一絲一毫的真情實感。它就是要以實際效用為最高準則，以效用的最大化為目标，這就是被效用計算主導的邏輯。那些可計算的、可預測的，被效率優化的場景比比皆是。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場戲，盧瑟勃然大怒把鉛筆筒數次打翻在地，待他的手下一次次複原，盧瑟再重複一緻的動作，這種不止不休的折返運動不隻是制造了一個不好笑的笑料，而是速寫了他的（亦是導演的）方法在公司上下被貫徹執行的結果。
...這種效率的幻覺同樣體現在本片的情感層面和人物層面。超人從開篇療傷時起，城堡内就循環播放着親生父母給他的留言，我們可以看出這是超人的心靈療愈方式。到影片最後則替換為養父母和自己成長的瞬間。問題在于既然超人一遍又一遍強調自己身為一名普通人，擁有普通人的情感，那麼他這份普世的情感怎會允許親生父母的那段全息影像周而複始地播放運行呢？超人從小到大在一個本就美滿的人類家庭裡接受着真善美的教化，他之所以願意相信每一個人，正是基于他在地球上被養父母所教導、塑造出的三觀，這才是那個被歪曲的、原有的情感邏輯，也是支撐超人這個人設的基石。結尾處養父母和超人兒時的成長片段、那些童年記憶才是早該湧現出來的。可古恩偏偏選擇留到最後一刻，為的就是打造一出《銀河護衛隊2》那般生育和養育之辯，且最後養育的恩情必然勝出，如此順拐地給超人貼上了一個虛假的人物弧光，也是給影片安插了一枚空心的情感炸彈。這類可速成的，且可供被随時改寫的“有用”模闆，均出自商品化的情感計算。
...這位超人根本沒有人物弧光，詹姆斯·古恩秉持着效用至上主義的态度，所做的隻有情感劫持。片中這個情感邏輯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這就如一粒粒情感的預制糖精，在适當的時候投喂給他的觀衆，讓觀衆誤以為它順理成章，實則卻不能細想。那些段落是為了突出情感嗎？當然不是。因為它沒有真正的情感，也從未試圖創造情感。
...片中很多地方都可以反映出上述問題。比如來自親生父母的後半段全息投影，我們可以說無比精确的遭遇了語言的崩潰，而後通過這個反轉直接演變為數字獵巫的有利工具，讓盧瑟不費吹灰之力就使超人的口碑一塌糊塗，甚至讓他身敗名裂，這一點恰好概括了影片算力的空無。盧瑟最後輸了，但他并不是輸在了計算上，而是他用在超人身上的這套方法被反用在了自己身上，那麼你馬上就會看到輿論的整體轉向，民衆和媒體迅速向超人緻歉，轉而開始譴責、讨伐盧瑟，這個效用驅動的邏輯改變了嗎？當然沒有。這隻是一種“有用”的幻覺。
...猶如電影開場，作為觀衆的我們完全不知道超人究竟為何戰敗，還被打出了多處骨折的重傷。那為何最後一場戰鬥超人又莫名其妙的赢了回來？同樣的道理，盧瑟的女友從即走即拍的網紅到最終成為了扳倒盧瑟的決定性因素，那些照片被證實是“精心計算”過的，其信息的截獲取決于構圖的卡位。上述這些都可以與這種效用優先的創作邏輯形成銀幕内外的互文性。而我們需要的不是被效用思維所遮蔽、麻痹乃至侵占的工具意義，而是應該恢複對實在意義的感知需求，對創作至純性的召喚，對于思想自留地的捍衛。
這裡不得不提及上一部超人電影《鋼鐵之軀》。紮克·施耐德拍超人不僅沒有回避這個人物的神性，反而是賦予了極強的宗教意義，使之成為了一部宗教性電影。《鋼鐵之軀》就是一個古典宗教叙事的現代诠釋。
氪星人的基因工程、殖民擴張，再到整個氪星的覆滅，隐喻了舊約的崩塌。聖父、聖子和聖靈這三個位格也在片中進行了逐一對應。超人就是基督的直接映射，33歲第一次穿上戰衣，接受了自己的使命，而這也是耶稣傳道的年紀。甚至在超人第一次練習飛行時，當他垂直上升，展開雙臂的動作便順勢成為了一個十字架的視覺語言。披風的顔色也不同于任何一版超人，與傳統的、明亮的、鮮豔的紅并不一樣，而是沒有那麼明豔的绯紅，更接近聖母瑪利亞内袍的顔色，特别是卡拉瓦喬《聖母之死》畫作裡的那個紅色布幔的顔色，在這裡代表了受難、殉道。左徳的黑色戰服則很明顯象征了堕落，因為他就是被放逐的路西法，他要滅世。左徳和超人的對抗也是暴力征服或和平共存的抉擇。超人最終為了另一個物種殺死了他僅存的族人，犧牲了他的純潔性。
超人來到地球就是降世，創作者借這一英雄形象，他的神性，提出了現代社會的信仰焦慮，而最後的解答是，信仰源于責任和自主選擇。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表意鍊。
...《鋼鐵之軀》在視聽上特别強調了小景别和大景别的兩極調度，能看到超人類作戰時巨大的破壞力，毀天滅地的戰鬥場面是極少在真人電影中被實踐過的案例。在拍攝超人升空騰飛時，當超人有了破音障這個加速動作，導演會用一個快速的推焦來強化這種動能。這個物理參照就是現實中的戰機，有了這個視覺參考，才保證了超人沖上雲霄時的物理視感。
...而紮克·施耐德在三年後的續作《蝙蝠俠大戰超人：正義黎明》（以下簡稱《蝙超》）中完成了一個“正反拍”，回應了布魯斯韋恩的人類視角是如何去看待《鋼鐵之軀》最後一幕的那場大規模毀滅的。影片的前兩場戲分别叙說了布魯斯韋恩的兩個創傷，一個來自童年時期，另一個則是中年時期，一個帶給他的結果是成為蝙蝠俠，另一個就是必須殺死超人。它用一個哀歌式的、儀式化的悲劇叙事作為起手（漢斯·季默也延續了那種宗教詠歎調式的配樂），巧妙地并置了這兩個創傷。兩場戲下來已經完成了叙事、寫人、人物動機及情感邏輯這幾大要務。
...《蝙超》亦可視作“超人必須死”，它和《鋼鐵之軀》是上下集的承接關系，是在對《鋼鐵之軀》最終戰的事件做清算。超人确實是在救世，但代價是什麼，附加傷害有多大？《蝙超》是真正有在觸及權力與恐懼這層探讨的，也嚴肅地讨論了僞神的概念，解構了超人的神性外衣，對救世主情結發問，特别是在這個加速極化的世界，它其實比《鋼鐵之軀》更為激進的表述了當前超級英雄的倫理困境。借由英雄叙事、神話叙事去看待眼下的現代性危機，這個内核是相當嚴肅的。相比之下，詹姆斯·古恩版《超人》中那些怪獸和超人類的行為如此猖獗，但有任何人關心過人民不可承受之重嗎？
...《蝙超》裡也有對超人的獵巫審判。國會大廈爆炸的那場戲就是一個非常精準的當代隐喻，這個大事件之後更加沒有人再願意相信超人的神話和其純潔性了，随之而起的隻有民粹主義的呐喊。詹姆斯·古恩版《超人》所涉及政治的情節動作在這些面前都略顯卡通了。
...很可惜，《蝙超》本有望成為一部傑作，然而較多的外部幹預導緻了這一遺憾，盡管如此這仍是一部被低估的電影。它絲毫沒有妥協其嚴肅性，不像每一次漫威式的道德安全，不敢承擔任何非道德的，甚至非正義的表達（基于市場分析和風險評估），因為對于他們的娛樂目的來說，這個風險太大了。
娛樂的盡頭是工業泡沫。這部《超人》也不過是一部漫威式的代餐，是“有用”娛樂的廉價工程。觀衆在娛樂之中對這種即時滿足感（效用最大化）可以無意識的産生生理性依賴，宛如這個時代下我們目及所見的，過度依賴效用計算的短視頻暴潮。唯獨剩下工具價值，卻早已違背了内在的倫理價值。這是功利性創作的時代，更是新娛樂至死的進行時。
...詹姆斯·古恩版《超人》裡有這樣一場戲，超人撐住了一棟倒塌的大廈，救下一名開車的女士并為她争取逃走的時間。接着在一個不斷後撤的僞視點運動鏡頭中，我們看到超人從廢墟和濃煙中緩緩升至空中的身影，陽光（聖光）穿透濃煙滾塵傾灑下來，此時的超人就是一位聖人，光輝的、偉岸的身姿懸停在半空，俨然一個彌賽亞的形象。矛盾之處在于導演若想人性化超人，又為何要把他當作神和救世主來拍呢？這些所謂偉光正的“高光救世”段落瞬間就讓人性化超人的高濃縮宣傳标語不攻自破。
我們應該明白的是将超人/神明降格為一個人，這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解似乎落在了克拉克·肯特身上。
不知大家可否還記得十九年前的《超人歸來》。片中有一個段落是露易絲猜測克拉克可能就是超人，随後看到他憨厚笨拙的反應又立刻打消了這個念頭。
...也許超人的命題本該是“成為克拉克·肯特”，而不是被賦予英雄叙事的化身 —— 超人。這興許才是真正嘗試人性化超人的基礎。如此一來重點不在super，而在于man。那麼也就要涉及到内在真性（一種無用）與社會期待（一種有用）之間的反差，這同樣是平凡與超凡之間的永恒張力。
...作為超人的卡爾-艾爾極大滿足了社會對于英雄形象的普遍期待和終極想象。作為普通人的克拉克則符合了社會對于默默無聞上班族的刻闆印象，而這種印象甚至能夠掩蓋那個一目了然的事實，即克拉克就是超人。所以本質上這并不是來自什麼催眠眼鏡的幻想設定。
數字時代無疑加速了這種身份的分裂（當然也包括數字身份），很可惜詹姆斯古恩的《超人》沒能深挖這種當代性，反而是在方法論的層面朝着時下最易“成功”的短視頻邏輯靠攏。在這個由效用驅動的，娛樂至死的新形态之中，古恩像盧瑟一樣執着于“有用”的幻覺，觀衆也随之陷入更深的認知退化。
...身份分化在亨利·卡維爾版超人身上并無體現，也就是說身為克拉克時，他依然是超人的姿态。在這裡，紮克施耐德關心的隻是神性的概念及代言，包括後續所産生的一系列影響，而并未承認社會場景中不同的自我。
...《超人歸來》裡的這一段落在露易絲維護劇情需要之外，更表明了維持社會認知的穩定秩序在任何社會環境中都是必要的，最終才以她并未跨越社會角色的認知界限而告終。同理，當克拉克的眼鏡掉落在地，露易絲頭也不擡地拾起他的眼鏡并遞回，隻因為她不需要看見那個真相（超人的面孔）。
...若幹年後DC如果再重啟超人電影的時候不妨想想，克拉克肯特的這些行為或許并不是一種印象管理，社會面具之下的流動狀态也可以不是為了僞裝（身份轉換不再是保護機制），而是誠實的體驗超人之外的真我，努力适應不斷增壓的社會節奏。這可能才是超人“走下神壇”的必經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