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直觀地展現了一個邪教的成長史。

當現實法律和道德解決不了某些複雜的現實問題，解釋權就會旁落到有心人手中。可以說，在這部劇裡，誰掌握了解釋權誰就掌握了權力。絕對解釋權就等于絕對權力

當人在現實中遇到挑戰自己已有知識體系的無法用法律、道德、和樸素的善惡觀念解釋的惡性事件，自然會求諸鬼神，或是把一切都歸為“命運”。然而隻要有一些稍微聰明一些的人意識到，用命運解釋隻是一種逃避，就會想到更高級的方法來統治這些急于尋求解釋的人，并用神的旨意來對理論進行包裝，這就是所謂的“教義”。這種解釋權一旦落入哪個利益集團，哪個集團就成了溝通神和普通民衆的橋梁，也就擁有了無上權力。然而這些當然是有破綻的，你奉若神明的教義就像教皇自創的授權儀式一樣荒誕無稽。最終，電視劇回歸主題，人的事，還要交給人來管。

然而這部電影仍然沒有回答那些法律解決不了的問題如何解決。人顯然不能解決、解釋所有的問題。被所謂的“神”收走的人可以回到人世，但是那些被人殺死的人卻是難了。我想導演自己也沒想好，到底這些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事件要歸為超自然的随機事件，即所謂“命運”，還是歸為法律道德的疏漏或是人性的扭曲。

這部劇可以看出來韓國人對“素媛案”的束手無策。當法律失效，誰來拯救罪惡的靈魂？

結局也是相當有韓國特色和普世精神。女人和小孩活了下來，還是傳統的延尚昊式溫情主義。

其實現實社會不就是活生生的“地獄”，從小接受儒家文化教義的人無法相信一個隻做好事的人為什麼會遭受無妄之災，隻能通過挑出受害人的錯誤來緩解自己的恐懼。信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人斷斷不能接受“命運”的随機性。但是我們通常是兩者的矛盾混合體。時而充當正義使者對受害人進行審判，時而為施暴者找各種原生傷痕。也許就像是電影後半段所表現的，隻有受害者純潔如嬰兒，才能讓人相信命運存在和随機。

這部也提到了紀念館在意識形态塑造方面的重要作用，還挺有意思。感覺導演編劇社會學和曆史學應該修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