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說自己并不喜歡冗雜的理論。盡管在觀影過程中，我不止一遍的會想起拉比諾的《摩洛哥田野作業反思》，作為求知主體的人類學家與田野作業的整個過程成為被記叙與分析的對象。人類學家不再隐于文字之外，鏡頭之後，與田野之中的“他者”一起被記錄。人類學家也不再躲入幕後生産客觀真理，不得不面對自我、面對迷茫、面對缺氧、高反、斷電等諸如此類在“另一種生活”之中難以尋覓的困境。
坦白的來說這不是我第一次觀看民族志影像。但它還是有些許不同的，不然我的思緒不會漫過漫長的功能主義之河，一腳踢進後現代。前奏中彌漫着強烈的實驗錄影帶的信息素以及蕪雜、高度抽象的簡筆畫所概括的思路。與我曾在火車、旅館與課堂中觀摩過的影像不同，《長江沿岸田野紀行》與《仲巴昂仁》似乎可說代表着一種經典民族志的客觀性，在那裡，人類學家做着他們“理應”去做的事情，忠誠地記述所經之地的風土人情、風俗習慣、社會文化、音樂史詩、象征符号等等。《滇池東岸》、《故鄉》與《老村》帶有更多應用人類學的趣味，人類學家介入整個事件之中，以決策者或行動者的身份進行參與和幹預。而在此，那個“人類學家”的身份首先浮現出來，然後慢慢消失，“我”并非來自外部的知識分子，或者用福柯的話說，“我”很難象征着一種權力，畢竟在藏地，連呼吸這樣習以為常的行動都要拼盡全力。“我”是“姨“、是“姐”、願意和藏人一起吃飯便可以成為“很好的人”。那些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像山羊一樣、動物一樣靈巧地爬上山坡野蠻生長的孩子比“我“更加懂得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生存。
而這又不免陷入某種“高貴的原始人“式的迷思，再次折返回福柯關于知識與權力的拷問：來自城市的“我”真的不代表某種權力嗎？如同德萊頓所歌詠過的，那些偏遠的民族尚未被所謂更加先進的文明所污染，他們有更健康的生活、更頑強的意志、更強健的體魄以及諸如此類，早已被西方人所抛卻的特質。曾經，這樣的迷思所面對的是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對立，大可用對于古典進化論的批判予以置否：空間上的他者一樣被構築為時間上的他者。而面對處于同樣一個時代、同樣一個國家的視角之下，來自城市的“我“以及來自東部沿海的我，切實代表着某種抽象的權力，或者至少是特權（privilege）。畢竟，在面對志願填報這樣的人生大事時，”我們“大可動用目所能及、力所能及的資源搜集盡可能多的信息，在浩繁的信息中做選擇。而次增（紀錄片所跟蹤的女孩）所面對的不僅是一次網上志願填報，以及惡劣的天氣、繁重的家務、波折而中斷的信号以及難以僭越的信息壁壘與”傳統”。我有點驚詫地聽見那位父親以一種略帶憤怒卻如此平和的語氣回應女兒在高考失意後所說的氣話，“那便在家中看着牦牛好了”。一如她那早早生子的三姐在草場上奔波。
波蘭尼、沃爾夫以及奧特那對于自由市場與新自由主義的批評或可看作對這種現狀的一段長歌當哭。但導演展現的更像一種良善的人類學，一種指導着人們走向美好生活的人類學。導演說她将會在未來不斷地回訪自己的田野，對于一位新銳的紀錄片導演而言，“這将是她一輩子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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