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5629589
《科學怪人》（1931）的續集《科學怪人的新娘》（1935）中，由科學家亨利·弗蘭肯斯坦通過屍體組成的「生物」在山間小屋遇見一位年長的男性盲人隐士（00:34:55-00:44:34）。他與「生物」交好并教授其英語(Bride 00:36:40-00:43:15)。然而當迷路的村民來到小屋，他們認出了「生物」是鄉間怪物（Bride 00:43:15-00:43:57）。最終，他們槍擊「生物」，燒毀小屋并号稱将盲人從「生物」處拯救了出來（Bride 00:43:59-00:44:34）。在這組鏡頭中，為什麼健全的人以善意與憐憫對待男性盲人隐士然而他們卻不尊重并追殺啞巴的「生物」，況且駭人的縫針布滿「生物」渾身，他還有一顆畸形的腦子？為了解答這一問題，本文将分析恐怖電影中對殘疾與酷兒的描述表現，運用對原著小說《弗蘭肯斯坦》和包括該電影系列在内的改編作品的研究，并介紹殘疾研究與酷兒言論的交集——打殘理論（crip theory）。透過打殘理論的視角，本文将表明「生物」與男性盲人隐士被區别對待，是因為他們分别屬于兩種不同的刻闆叙事，分别将殘疾和内心堕落與天使道德關聯起來，而且「生物」包括但不限于性别的非二元身份挑戰了異性戀本位正統主義（heteronormativity）。
在《打殘理論：酷兒與殘疾的文化符号》（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中，羅伯特·麥克魯爾（Robert McRuer）介紹了基于共有的病理化曆史和雙方沉默無言的正常類别（即健全與異性戀），将殘疾研究同酷兒理論連接一起的「打殘理論」（McRuer 1）。無言的類别相互交織，産生了“強制性健全異性戀本位正統主義（compulsory able-bodied heteronormativity）”（McRuer 1）。健全，在字典中作為“殘疾的反面”，指的是在“在新興的工業資本主義體系中”将人在工作中的靈活性（flexibility）視為常态規範的強制性概念（McRuer 7-8, 16）。異性戀本位正統主義（heteronormativity），指的是強制默認“幾乎所有人”應該在一段所謂“正常的兩性關系”，性（sex）與性别（gender）一緻——也就是「順性别（cisgender）」——和對異性的追求，也就是「異性戀（heterosexual）」。由此一來，這兩種類别獨立又共同地産生了殘疾與酷兒。而電影中，「生物」的殘疾與非二元全方位破壞了健全順直規範。
通過造型設計和叙事，「生物」在諸多方面被描繪為殘疾，比如認知障礙，皮膚傷殘和啞巴。在第一部中，那顆大腦字面意思上也是比喻意義上被貼上了「畸形（abnormal）」的标簽，據教授說是因為它的退化導緻了其前主人的暴力殘忍（Frankenstein 00:07:19-00:07:45）。在《科學怪片：經典恐怖電影中的醫學怪物》（Frankenflicks: Medical Monsters in Classic Horror Films）中，羅切斯特大學健康人文與生物倫理系的榮譽退休教授斯蒂芬·布朗·克拉克（Stephaine Brown Clark）指出造型設計中，「生物」頭顱上的傷疤在視覺上提示人們内裡有個畸形的腦袋、拼湊的身體和它們的殘疾（Clark 136-137）。「生物」自身的縫合更進一步展示了可見的身體殘疾（Clark 137）【注1】。當盲人試圖通過肢體接觸來邀請「生物」入屋時，他摸到了那些縫針，說“你受傷了，我的朋友（You are hurt, my friend）”，承認了「生物」的皮膚損毀(Bride 00:37:28-00:37:35)。「生物」的啞巴是另一個殘疾的标志。肢體接觸後，隐士詢問「生物」的名字，得到的回應隻是些聲響而非話語（Bride 00:38:00-00:38:12）。他感慨道：“也許你也受苦了。我看不見，你說不出（Perhaps you are afflicted too. I cannot see and you cannot speak）”，暗示了在殘疾上失聲和失明相似(Bride 00:38:15-00:38:23)。
在對話與場面調度中，盲人與「生物」的共感在廣義上解釋了「生物」的殘疾，尤其是在殘疾人群體中統一的孤立情緒。媒體藝術學者特拉維斯·薩頓（Travis Sutton）在《向身體複仇：恐怖電影中的殘疾》（Avenging the Body: Disability in the Horror Film）中發現，對殘疾人的刻闆印象描繪中有一項就是在叙事與構圖上，将他們同健全的人隔離并且他們彼此之間孤立（76）。在本文中，殘疾的定義基于打殘理論中常見的（不）能見度标準（(in)visibility）。在考慮非标準身份時，一定要同能見度的政治相勾連（McRuer 2）。這組鏡頭最初的遠景鏡頭中，「生物」爬上小山來接近畫面中傳出音樂的小屋（Bride 00:35:15-00:35:30）。場面調度凸顯了小山的遙遠荒蕪，而小屋坐落于此展示了二位同健全人的間隔。這種孤寂在小屋主人的台詞中得到強調——且不提演職人員表中失明老人的角色被命名為「隐士」，本身就含有獨居之意——“這裡好孤獨，很久沒有人來到這小屋了（It’s very lonely here, and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any human being came into this hut）”（Bride 00:39:09-00:39:15, 01:14:14）。在另一個遠景鏡頭中，室内的盲人獨自拉着小提琴，室外的「生物」透過窗戶觀察小屋的内部（Bride 00:35:26）。「生物」的頭被單獨置于小小的窗框内。他們各自在室内和室外，這一場景描繪了兩個殘疾角色彼此分開；相比之下，健全村民的初登場則是結伴而行（Bride 00:43:15）。因此隐士感謝上帝将“孤獨的孩子們相聚（lonely kids together）”，再一次暗示他們身患殘疾（Bride 00:39:52-00:40:15）。他與「生物」都不被社會歡迎，因此他們不可見，孤零零地呆在森林之中。
雖然「生物」和隐士都被描繪為孤獨的形象，但是他們陷入了兩種不同的刻闆叙事，将殘疾分别同内心堕落與天使道德相關聯。「生物」的殘疾同内心堕落聯系起來了。電影中，醫學院的教授教導弗蘭肯斯坦，罪犯的畸形大腦“隻能産生邪惡（only evil can come from)”（Frankenstein 00:29:56-00:29:58）。從教授學院派科學的看法，這顆大腦是畸形的，那麼擁有這顆大腦的生物就是邪惡的。這種斷言的底層邏輯将心靈等價于大腦，未能辨識它們之間彼此的獨立性（Clark 135）。同時，怪物拼湊出來的身體被用作隐射怪物靈魂“缺乏組合統一的标緻美（lacking the unity of composition that marks it as beautiful）”（Clark 137）。另一方面，盲人老者顯而易見被描繪為「聖人賢者（Saintly Sage）」。「聖人賢者」往往是一名老年角色，其殘疾（大部分情況下為失明）“号稱賦予了該角色更高境界的智慧、遠見與道德（allegedly grants this character access to higher levels of wisdom, foresight, and morality）”（Sutton 78）。電影中，失明讓老者無法看見「生物」的畸形，促使他意識到他們都很孤獨，因此他同情收留了「生物」并與之交友（Sutton 78-79）。這種刻闆印象呈現給了觀衆，自然也呈現給了村民。村民很驚訝隐士向他們介紹「生物」為自己的朋友，驚叫到“朋友？這是滅了半個村莊的怪物。老天啊，男人，你看不見嗎？哦，他是盲人（Friend? This is the fiend that’s been murdering half the countryside. Good heavens, man, can’t you see? Oh, he’s blind）”（Bride 00:43:45-00:43:52）。最終，他們直接地感知到了男人的視力障礙，間接地認知到「生物」的殘疾并事實上妖魔化它。雖然健全的人承認了「生物」和隐士共有的殘疾，卻基于刻闆叙事對他們進行種族隔離。
所有對殘疾的刻闆印象都應該被批判，因為它們物化了殘疾人并否認了他們的完整道德主體。疏遠與疏離被刻闆化地呈現是源自健全人遇見殘疾時産生的不适與好奇密謀，尤其是後者導緻了健全者将殘疾物化為奇觀（Sutton 76）。這些角色一旦被視為無辜聖人，那他們就除了希望得到殘疾人群體的内部支持與來自健全者的保護外，沒有了其他欲望（Sutton 78）。在電影中，盲人隐士被單一地刻畫為，要麼是「生物」的給予者而渴求互惠的陪伴，要麼就是被健全村民拯救的弱勢方。相反，若是被視作怪物，那他們的道德與靈魂便被束縛在外表的囹圄。換言之，他們的靈魂也就在他們殘破的身體中破碎受困。影片中，健全的人們由于其縫針與認知障礙的形象而妖魔化「生物」。說大白話就是，他們要麼由于身體殘疾而成為超級大好人，要麼由于精神或認知殘疾而成為超級大惡棍。殘疾角色由于與正統規範的背離而被物化，也被描繪為道德極端兩面中的一方。那些健全個體所擁有的人格之複雜和角色弧光在他們身上被否認。
「生物」不單單越軌了健全/殘疾的二元，其自身擁有着包括但不限于性别上的非二元身份，比如生/死和人類/非人。美國學者傑克·哈伯斯坦（Jack Halberstam）在《跨*：一個對性别多變性的快速奇特的描述》（Trans*: A Quick and Quirky Account of Gender Variability）中介紹「跨*（trans*）」 “展開了圍繞但不局限于性别變化形式的諸多類别（unfolding categories of being organized around but not confined to forms of gender variance）”（4）。此處的“星号通過拒絕将過渡放置于欲望與身份的某種目的地、最終形式、特定形态或者既定格局，調整了跨轉的意義（asterisk modifies the meaning of transitivity by refusing to situate transition in relation to a destination, a final form, a specific shape, or an established configuration of desire and identity）”(Halberstam 4)。以性别視角舉例，這意味着「跨*」排斥，轉變目的是為最終落腳于現存的男/女性别模型。「跨*」被用作一個保護傘詞（umbrella word）包含所有非順性别身份，包括但不限于跨性别與非二元（Halberstam 1, 5）【注2】。基于哈伯斯坦對「跨*」“定義的無終極目的性（non-telic definitional lines）”，弗朗西斯馬裡恩大學的英語副教授克裡斯·華盛頓（Chris Washington）在《非二元<弗蘭肯斯坦>？》（Non-Binary Frankenstein?）中主張「生物」的非二元身份（71）【注3】。這其中格外強調「生物」身份的本體論便是“沒有最終目的也無對最終目的的欲望（any telos or desire for telos）”的逐步且持續加劇的「跨*」（Washington 71）。因此，将二元論強制安插于（沒）有二元/非二元的元二分法的非二元體上是不恰當的。
電影中許多似乎自相矛盾的台詞旁敲側擊出了人類角色對「生物」非二元身份的妥協承認。在《科學怪人》中，科學家自薦其實驗為“将死人的腦子複活（brain of a dead man to live again）”于他用屍骸打造的軀殼，然而他之後又申明這具“身體并非死的（body is not dead）”因為“它未曾活過（it has never lived）”（00:16:11-00:16:18, 00:22:09-00:22:13）。這兩句台詞的言下之意就是說「生物」并不簡簡單單就是死亡組織的拼貼。也就是說，實驗的目的也就模糊了生-死二元關系中界限的存在。而且，論斷出死屍做出的身體不是死的因為此前便沒有生命，也體現了弗蘭肯斯坦對他項目中生與死的非二元認知。如華盛頓分析，「生物」從“生與死、人類與非人的零零碎碎中被創造出來，将不能相融的相融，成為非二元界限的模糊（created from bits and pieces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the human and nonhuman, merging what cannot be merged into a blurring of non-binaristic boundaries）”（69）。在續集中，科學家重訪自己“創造人（to create a man）”的計劃，評述到他“本可以孕育一個（新）種族（could have bred a [new] race）”（Bride 00:13:34-00:13:51）。這裡「種族」經常代指除了此處「人」所代指的「人類」外的物種。這回顧性的評論也揭示了弗蘭肯斯坦察覺了「生物」超過了人類/非人的二元。回頭去看村民的台詞，“他不是人類。弗蘭肯斯坦用死屍創造出的他（he isn’t human. Frankenstein made him out of dead bodies）”，我們可以得到類似的推論（Bride 00:43:53-00:43:57）。他們意識到「生物」是一個超越了二元邏輯的存在。因此，「生物」本體上是無目的無終止的模糊，畢竟它無法充分地被放在順直規範的框架之下。
「生物」在性與性别這兩個人類社會強行規定的概念上都具有非二元性，因為其天生就不符合異性戀本位正統社會的意識形态。「生物」的起源并非兩種性别的結合，而是由一名男性創造出「隻有一個的物種（a species of one）」的結果，這已經挑戰了順直幻想（Washington 68, 80）。在《非二元<弗蘭肯斯坦>？》中，作者主張「生物」為
一個怪物，根據其（無）名，沒有性别，沒有名字，或者簡單說來是某種高深莫測的東西，一個永遠無法被命名的無名，因為命名它意味着它不再是一個怪物了而是更容易被辨認的東西，就像一個人那樣，無論取給它取什麼代名詞都暗中配置了性别身份（a monster, according to its very (no)name, has no gender, has no name, and is simply something unfathomable, a namelessness that can never be named since naming it would mean it was no longer a monster but something more recognizably like a person complete with a gender identity normatively implied by whatever signifying name it takes）（Washington 66）。
這關于「生物」本體上身份的缺失的陳述補充了其非二元性别身份上并沒有終極目的（telos），因為它也沒有起源（arche），沒有原點。通過論證這一點，華盛頓暗指在「生物」性與性别中起點——也就是性——的缺失。這與前文所提到「生物」的非二元性中，「跨*」對既有性别“終點”的排斥拒絕相輔相成（Halberstam 4; Washington 71）。「跨性别」傳統上指的是性别認同（gender identity）和指派性别（assigned sex）不一樣的人，也需要先被分派一個（二元）性别作為基礎來偏離，但是「生物」作為「隻有一個的物種」沒有指派性别，是一種非雌非雄的物種。因此，「生物」打亂了性和性别的二元論（the sex-gender dualism）。既然這非公非母的物種并沒有指定的二元性别作為開始，「生物」随後對女性伴侶的要求便是在挪用人類文明中兩性關系和性别身份。
人類和「生物」在創造「新娘」一事上意圖層面的分歧展現了「生物」非二元性和社會構建的異性戀本位正統主義的沖突【注4】。普雷托裡斯博士（Doctor Pretorius）明确表達他對女性生物的潛在創新“遵循自然引領（follow the lead of nature）”的男/女常态，這樣就可以“增殖（multiply）”來完成“隻完成一半（only half realized）”的“人造種族（a man-made race）”夢想（Bride 00:24:50-00:25:08）。在博士的異性戀本位正統論斷中，一名女性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作為一個物種的繁殖功能。然而，「生物」對女性的需求則是為了得到陪伴。盲人隐士帶着「生物」适應人類文化後，「生物」字正腔圓一個詞一個詞地說“獨自。壞。朋友。好（Alone. Bad. Friend. Good）”（Bride 00:42:00-00:42:10）。之後，了解到普雷托裡斯博士創造“女人，（「生物」的）朋友（woman, a friend of [the Creature]）”後，「生物」說“女人？朋友。好。我想朋友。像我一樣的(Woman? Friend. Yes. I want friend. Like me）”（Bride 00:50:05-00:50:24）。「生物」願景有個女人是為了再現他所曾擁有過的友誼。它在追尋一種陪伴，而非異性戀本位正統主義中的繁殖規範。
正如打殘理論那樣，「生物」也将殘疾與酷兒統一。電影中，「生物」由死亡組織縫合出的殘疾身體造成了其非二元身份的誕生。反過來，非二元身份，尤其是生/死中已故罪犯的畸形大腦，也對其殘疾起作用。倒是村民以蔑視的語氣說道“老天啊，男人，你看不見嗎？哦，他是盲人（Good heavens, man, can’t you see? Oh, he’s blind）”分叉自強制性健全異性戀本位正統主義：默認隐士是男的，并假定他應該具有視力（Bride 00:43:48-00:43:52）。然而，「生物」本質上就超脫了常态的意識形态。
打殘理論和「生物」通過批判常态規範，拓展殘疾與酷兒的邊界，讓所有時空下的人參與進來。比如，麥克魯爾提醒人們“事實上，每個人都是殘疾的，既因為健全的規範本質上不可能完全實現，也因為健全的狀态總是暫時的，隻要人活得夠長，殘疾是所有人都會擁有的一種身份（everyone is virtually disabled, both in the sense that able-bodied norms are “intrinsically impossible to embody” fully and in the sense that able-bodied status is always temporary, disability being the one identity category that all people will embody if they live long enough）”（McRuer 30）。換句話說，打殘理論提倡我們都是殘疾的，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完完全全實現理想化的健全并且殘疾可能随時降臨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的身上。「生物」則加深了對規範标準的疑問。身為非二元殘疾人士，它違背性地酷兒化所有人。比方說，既然恐懼往往被視為女性化的，那麼那些視力健全的順直男面對「生物」時的驚吓同他們的男性氣質相抗衡，暴露出他們身上的女性氣質。這揭示了每個人體内都有男子氣概與女子氣概，就像每個人體内既有雄激素也有雌激素。總有一部分的我們不夠男人或者不夠女人。如此一來，健全異性戀本位正統主義便是無人能企及的神話。既然這不可能的完美如此矛盾，那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殘疾酷兒呢？
注1：克拉克指出肯尼思·布拉納（Kenneth Branagh）在1996版的《科學怪人》（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中強調「生物」的皮膚，同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系列強調頭顱相對應（Clark 137）。不過1931版《科學怪人》和1935年的《科學怪人的新娘》中縫針作為造型設計的一部分，即便不是主要部分，仍然可以被肉眼察覺。因此這些對1996版的分析可以被轉化到對20世紀30年代電影系列的分析。
注2：本文承認「跨性别」與「非二元」身份之間的區别。不過既然本文論證「生物」超越了所有形式的性與性别規範，基于此這些術語将交替使用。
注3：這篇論文運用跨性别與「跨*」理論所聚焦的是，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小說而非本電影系列。這些分析主要聚焦于這個生物如何被創造出的和如何存在的。既然「生物」在電影中的起源故事和小說中的雷同，這些設定為“一個由墳墓裡挖出的屍體所創造出的怪物” 的分析都可以被挪用(Bride 00:03:00-00:03:23)。
注4：隻有順性别男性才能擁有「新娘」的假設是異性戀本位正統主義的一個明顯例子——由伴侶假設人們的性别——而其實隻要伴侶的性别認同為女性，任何性别認同的人都可以擁有新娘。身份不是（至少不僅僅是）由他人的看法或假設構建的。它應該考慮到主體的自我意識。更别提，将「生物的新娘」視為女性的想法本身就像将「生物」視為男性那樣存疑。
...本文原為2023秋季學期《人文視野：動物與機器（人）》的期末小論文，原寫作标題為Trans* and Transcendence: Crip Theory in Bride of Frankenstein，現淺翻譯和整理為中文分享。雖然标題中僅包括了《科學怪人的新娘》但在文中提及了《科學怪人》，故分享于此。由于平台限制，部分内容或許不符格式規範，還望海涵。
